1949年前後來港的，當然還有資本家。
1945年日本戰敗時，香港人口只餘60萬，到1951年，已增至220萬。新移民為香港提供了勞動力，更提供了技術和資金。「上世紀20年代香港已經有紡織業，但1949年以後來港嘅上海紡織工業家，將香港紡織業帶到新階段，無論技術、資金或者人才。」
包玉剛原是銀行副總
研究商業史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培德指出，這段歷史對香港工業化很重要，這些原來在上海生活的老闆，很早已跟洋人打交道，他們既逃避中共，又不想去台灣，來到政治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的香港後，跟港英打交道，也難不到他們。
那時來港的銀行家不及紗廠老闆多，但也不少。香港人都知道包玉剛是船王，但他原本是上海市銀行副總經理，來港後才轉投航運業。當時來港後能站穩陣腳、繼續在銀行界發展的，卻只有浙江第一商業銀行的李銘，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李培德指出，當時陳光甫對內地政權持觀望態度，來港後仍遙控大陸的生意，「但後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內地）股份冇埋。」
建政前已對港商統戰
李培德又發現，中共早在建政前已對香港商界進行統戰工作，而且相當成功，在大陸奪得政權後，即見成效。
他指出，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當時想取回海外的中國銀行資產，但時為中銀香港分行經理的鄭鐵如拒絕指令，更一早以天價投得中環德輔道中的地皮，興建中銀大廈（即舊中銀），以拖延交出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