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水埗桂林街61至65號門前走過的人，很少會留意這幢快將清拆的老舊唐樓。但對列航飛來說，這是改變他一生的地方。
錢穆等創辦新亞書院
「1949年10月我入讀亞洲文商專科夜校（新亞書院前身），聽咗錢穆、唐君毅、張丕介三門課，好強烈咁吸引住我，自此改變咗我嘅人生。」錢、唐、張都是大師級的學人，1949年南下香港。同年，才19歲的列航飛也由廣州坐火車逃難到香港，「流亡的教授、流亡的學生、流亡的學校，係不尋常時代嘅產物。」
錢穆是著名的儒家學者，1949年春天，眼見國共內戰形勢急轉直下，雖為江南大學創辦人榮德生（榮毅仁父親）極力挽留，但去意已決。同年8月，毛澤東撰文，點名批評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時，錢穆已到了香港。
「我爸爸係國軍少將，我當時讀廣州黃埔中正中學，係黃埔軍校旗下嘅子弟學校。我原本已經考到中山大學，廣州法學院、華僑大學亦錄取咗我。」戰亂打碎了少年的躊躇滿志，離亂中流浪裏，滿街都是列航飛那樣逃難來港的失學青年。
就在那時，錢穆與同行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經濟學家張丕介合力辦學，翌年改名新亞書院，遷入深水埗桂林街幾個狹小的單位。時局艱難，學校交不出房租，老師拿不到薪水，學生付不起學費，卻有一種精神支撐着他們繼續學習──「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錢穆後來把它寫進了新亞的校歌。
有的學生晚上索性睡在學校的走廊和樓梯，老師上落都要小心翼翼的跨過。「瞓樓梯唔係最苦，有啲學生住喺調景嶺、荃灣，付唔起車費，行幾個鐘嚟深水埗上課，但兩餐都未有着落。有啲同學做苦力、去馬鞍山開礦、或者去石場揼石仔。有個同學為咗爭取營養，連橙皮都浸水飲埋。」
手空空無一物，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依然慕名入學，像後來當上亞洲影后的林黛，就短暫做過列航飛的同學，「十八無醜婦，雖然當時唔覺佢嘅明星風采。」那時叫程月如的林黛，父親程思遠曾是國民黨桂系第一號人物李宗仁的秘書。
「將文化智慧保存起來」
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形容他們這些南來的師生是「共同的文化難民」，他們卻為香港的文化、教育開墾了新的土壤。新亞書院後來成為殖民地第二所大學──中文大學的一員。余英時、唐端正、列航飛等新亞學生1952年創辦的《中國學生周報》，初以教導年輕讀者「認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統治的真相」為宗旨，受美國資金支持，後來卻成為影響香港幾代本土文藝青年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