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觀眾報憂不報喜，只會在字幕出現問題的時候提出控訴，我還是覺得非常安慰——起碼的確有人用心閱讀，並非個個視若無睹，當銀幕底下那行快閃而過的字是裝飾性的多餘花邊。存活不過數秒鐘的句子，徹底是「流言」，生命比手機短訊更浮光掠影，不受重視理所當然。但你笑我敝帚自珍也好，這種穿膠花式的手工業，別人接回家去可能一隻手筒索萬一隻手密密生產，十六圈下來一百分鐘的對白大功告成，輕度智障的庸手卻非焚香沐浴不可，目不斜視磨大半天才完成一本菲林──不是慢工出細貨，而是擔心對錯親家，得罪小人事小，寃枉好人事大。
片上簽署譯者姓名，在香港似乎始於二十多年前，舒琪先生開的先河，歐美則老早是不成文的行規──他們的茶水阿嬸和器材搬運壯士，片末字幕也端端正正佔一席位。就連這麼基本的名份，也被嗤之以鼻，翻譯員卑微的地位可想而知，我曾經不止一次聽到黑白顛倒的批評，發言的還不是食飽飯撩交嗌的三姑六婆，而是影評界的行尊：「呢條友吖，鬼死咁中意出鋒頭，個名打到大一大。」咦，表示對自己的工作負責，怎麼成為罪狀了？報屁股一篇寥寥二百字的文章，不也印明誰是執筆人嗎，較有承擔感的神偷妙賊，做完世界還留下一枝玫瑰作記認哩，《希魔撞正殺人狂》的神勇部隊更加義不容辭，捉到納粹黨霍一聲抽出寶刀在他們額頭刻上血淋淋的萬字，憑什麼為字幕付出體力的勞工，就要像捐精站的陽具擁有者，不能光明正大拍拍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