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同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又有刑不上大夫一說。到了今天，最常聽見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外又有條尾巴叫法律不外乎人情。能在法律之外，彰顯人情，在鐵板一塊的律法中找到酌情處理的，就靠法官大人了；同樣的罪，在量刑時還留有一手，輕重有別。
所以最喜歡聽法官判刑後偶爾發一下議論，可以聽出法外是如何得以施仁，那「仁」是用在甚麼遭遇的人身上，以甚麼名堂而施之。有罪無罪，人人平等；說到人情，則服刑期可因有無悔意而或加或減，這也是合法又合情。
不服氣的是，有些伏法的人，會得到很多所謂社會賢達的求情信，說那人本來是如何如何的好人一個。這不就等於說，過去的好人，即便幹了些壞事，判刑時也要像對政治人物的評價，來個三七分功過，功大於過的，就可以抽身於那宗壞事，以平生善行與罪行比例來量刑？
前輩說過，為安身起見，要與幾個功能組別的人混熟，包括醫生、律師、警察，出了甚麼狀況，要保平安也方便點。要這樣深謀遠慮交友，還差遠呢，起碼還要結識大量社會賢達，才有福慧雙全的條件。只是，一般草民，憑甚麼結識賢達，博得賢達一紙求情信？又，為甚麼社會賢達才夠說服力？有份傳遞聖火的人，才判定他人品格的權力？社會上的一口螺絲釘犯了事，能證明他往績的人，可能就只有父老鄉親，沒有拿過勛章的母親，寫得一篇情理並茂如李斯《諫逐客書》的求情信及品格背書，效力能跟太平紳士的片言隻字相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