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李案變成刺黎案。內幕漸漸浮上水面，原來主謀的暗殺主要目標是黎智英。黎拒絕回應。不過，早前黎與李都表示，不相信是中共幕後主使的。李柱銘說，幕後主使者做法「陷中央於不義」，使中央「水洗都唔清」。
然而，為甚麼這個居台灣的港商，會有花一百萬美元去教訓黎智英的想法呢？他為甚麼對李黎的「反中國和反共產黨」的言論如此仇恨以至不惜採非法手段呢？
這些疑問的唯一答案，就是中共儘管不是這些暴行的幕後主使者，然而中共宣傳中所使用的語言暴力，卻激起一些「愛國賊」去採取非法暴力行動。這些行動不僅不是中共所同意的，甚至是會「陷中共於不義」的。然而，中共語言暴力鼓動起來的愛國狂熱，遂使這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愛國賊」應運而生焉。內地網站的憤青，寫《中國不高興》的憤哥，以至維園的憤伯，就是這樣的產物。
語言暴力所造成的最極端例子，就是1967年香港暴動。一般人認為，暴動是文革期間中共直接在香港挑起和領導的，但1996年在筆者任主編的《九十年代》上，刊過一篇暴動時在北京外交部工作的人士余長更的詳細記述。他指出儘管當時北京領導層內鬥複雜，但中央文革小組並沒有插手港澳工作。港澳工委（即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對外的招牌當時是新華社，現在是中聯辦）文革前歸國務院外事辦領導，文革開始就歸外交部領導，最高負責人是周恩來。
文革掀起一陣陣極左狂潮，香港左派響應文革，發動反英抗暴鬥爭。《人民日報》號召「行動起來，粉碎港英的反動統治」，又號召香港民眾「充份發揮革命造反精神」，「衝破一切禁令，打破一切條條框框」，在香港「大幹一場」，要把港英統治「打個落花流水，打個稀里嘩啦」。
在這種語言暴力鼓動下，於是發生林彬被殺事件，又接連放炸彈襲警，以至傷及市民，親共喉舌說要起「殺一儆百」作用。周恩來聞此批評說：甚麼「殺一儆百，簡直是荒唐，共產黨是搞政治鬥爭的，不是搞暗殺。」
在語言暴力鼓動下，北京紅衞兵火燒了英國代辦處。周恩來承認事前沒有去阻止，於是事後向英代辦處道歉，並負責重修代辦處。周恩來兩次就香港問題請示毛澤東，毛指示說，「香港還是那個樣子。」周解釋是，「香港現狀不變」，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方針不變。火燒英代辦處後，毛說：至少是無知，也可能是壞人幹的。可見中央不贊成激烈行動。
67年暴動期間，香港工委的領導人祁烽到許多左派團體講話，多強調要「降溫」，而絕沒有鼓勵「殺人」。然而，左派輿論的暴力語言沒有降溫，所煽起的左派暴力情緒煞不住，像打開了潘朵拉盒子，遍地菠蘿的激烈行動已難控制。經67年暴動一役，香港左派勢力受到重挫。
刺黎案的主使者，相信也是在語言暴力煽動下產生的行為暴力衝動。語言暴力對支持香港民主人士，一律扣以「反中國」的帽子。正如網上流傳的「老同志談話」所說，「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甚麼？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野蠻宣傳之下，自有不受主子規管的野蠻「愛國賊」出現。
與維園憤伯不同，這次的憤伯是一個能拿100萬美元出來的富商。上月22日在深圳審此案時，被告代表律師助手江先生說了這樣的話：「黎智英是有經濟實力的人，但香港言論太自由，得罪了某些人。」「有經濟實力的人」就是有錢人，有錢人就應該只愛錢。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有錢人為求財就要「愛國愛黨」。你不僅不「愛國愛黨」，反而愛自由民主，與「黨國」對着幹，就顯然有違今天的有錢人之道了。既被視為異類，也被視為阻礙「愛國愛黨愛錢」者的「錢途」。在語言暴力煽動下，有錢憤伯不會認為極端行為「陷中央於不義」，可能還認為應論功行賞呢。只是為甚麼這樣的案情在深圳爆出來呢？是中央藉此表示對憤伯所為不滿嗎？這真使有錢憤伯大不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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