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革命爆發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四中從此正式停課。聽到這一消息，我跟同學一起在教室歡呼雀躍，但自知動機不純：那正是我數理化告急的關頭─期末考試在即。老天有眼，當年把我領進天堂，如今又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每天醒來，我都感到不怎麼踏實，擔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終下定決心，永遠關上學校大門。
自5月下旬起，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每天早出晚歸，去西郊大紅門外的北京食品學校煽風點火，鼓動學生罷課鬧革命。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不給資產階級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與飢餓經驗有關，難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講時唾沫星亂濺。食品學校的學生大多來自社會底層，費盡口舌，還是鬧不懂為什麼要罷課，為什麼不做蛋糕。在辯論中，一個女學生反問我：「那你說說，蛋糕跟資產階級有什麼關係？」大多數的敵意堅不可摧，我們只好撤退。
四中校黨委癱瘓，由高三各班團支部聯合接管。我在學校抄寫大字報，三天兩夜沒睡覺。第三天晚上，和同學一起去清華附中，聲援被壓制的紅衞兵。我精神恍惚，腳下軟綿綿的，燈光耀眼，聲浪忽近忽遠。而革命就像狂歡節，讓人熱血沸騰。
有一天在教室，同學的裝束讓我大吃一驚。他們搖身一變，穿上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將校呢制服，腳蹬大皮靴，腰繫寬皮帶，戴紅衞兵袖箍，騎高檔自行車，呼嘯成群。讓我想起剛進校時那莫名的壓抑，原來就是優越感，這經過潛伏期的傳染病終於爆發了。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口號應運而生，幾乎把所有的人都捲了進去。我們班同學Ｌ把它譜成歌曲，流傳甚廣。在當時的辯論中，對方頭一句話是：「你什麼出身？」若出身不好，上來就是一頓臭駡或暴打。我出身職員，但父親舊社會在銀行工作過，屬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場靠校牆一側的樹叢中，我發現一輛沒上鎖的自行車。那車輛倒輪閘，銹迹斑斑，輻條稀少，車鈴上拴着細麻繩，一拽叮噹響。觀察幾日，竟無人認領，我如獲至寶，權當借用。
騎破車的好處是，即使沒鎖，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雖說與高幹子弟的永久13型錳鋼車不可同日而語，但自我感覺良好，這畢竟是我擁有的頭一個交通工具。由速度所產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眾生無法體會的。我騎車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當外人，甚至產生幻覺，自認為是革命的中堅力量。後讀唐吉訶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騎把他弄瘋的。
一天，騎車沿德內大街從家回學校，快到廠橋十字路口，順大陡坡滑行，一個跟頭栽在警察崗樓前。頓時圍滿看熱鬧的人。我渾身是傷，更倒霉的是丟人現眼。那似乎是個嚴重警告，我急流勇退，把車悄悄放回原處。沒過半天，那車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個瘋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15日，全校召開女校長楊濱的鬥爭會。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四中學生廢除高考制度的倡議書；8月4日，一個冒充紅衞兵的「反動學生」在王府井被發現，被帶回學校，在操場上活活打死。與此同時，有二十多個校領導和老師被遊鬥，被學生們拳打腳踢；8月25日，以四中幾個高幹子為首，成立「首都紅衞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接連發布了十號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各種密謀正在進行，為隨後出現的各種派系組織留下伏筆。由於出身問題，同學之間出現進一步分化。一個「貴族」學校，突然卸去樸素優雅的偽裝，露出猙獰面目。
最讓我吃驚的是，我們班同學Ｔ生性腼腆。他曾在入團書面思想滙報中，坦白了自己關於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狀。誰料到，這些懺悔的細節被大字報公布出來，成為大家的談資笑料。Ｔ被劃為反動學生，從此從大家的視野中消失。到底是誰把這些玩意兒公布出來的呢？我暗自慶幸，好在沒有為入團幹這類儍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衞兵。我們一早在六部口列隊等候，被人流裹挾着湧向天安門廣場。我們雀躍高呼，踮腳仰望天安門城樓，可什麼也看不見。只有幾個綠點，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熱記憶的深處，最難忘的就那麼幾個綠點。
暴力隨着暑熱升級，到處是批鬥遊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滿了血腥味。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紅八月」，讓人不寒而慄。
1966年8月2日，是我17歲生日。白天家中無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緒低落到了極點。在人生轉折時刻，我試圖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但什麼也看不見，內心空空如也。
35年後，因父親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車，經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鐵柵欄後面的白色現代建築群，突然問，「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試圖辨認，但一點線索都沒有，茫然搖搖頭。「這就是四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