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5年暑假收到錄取通知，我終於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麼遙遠。小學考初中先填志願：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這基本是我們那一帶成績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時，我因未識破語文考卷中「極積」這一詞序顛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個彎，進了13中。
記得那天是董老師監考。她在我書桌前駐足長嘆，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細心檢查。我掃了一遍考卷，沒錯呀，於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結果名落孫山，被父親臭罵一頓，那年暑假我灰頭土臉，抬不起頭來。
初中三年，在教室門前那棵大槐樹的搖晃中悄然逝去。從初三上半學期起，在父親的壓力下，我起早貪黑，深一腳淺一腳「積極」趕路。
臨近通考，我變得越來越迷信，尤其對四這個數字。一天，我從學校沿大翔風胡同回家，閉眼走四步睜開，再閉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蔭街，猛一睜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滿臉驚訝。一見我睜眼，她咯咯樂了：「我心說，這可憐的小瞎子咋沒拄根棍兒呢？」
此情可問天，我這小瞎子終於摸進天堂門。那年夏天，我的社會地位有明顯提高：父親另眼相待，親戚鄰居贊許有加，再加上校徽，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寵兒。更讓人高興的是，樓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們倆還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創建於1907年，起初叫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學。距離跟13中差不多，從家步行二十分鐘。
9月1日開學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開書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後跟着一凡去學校。由郭沫若題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門門楣石頭上，塗上紅漆。那水泥牆體和大小鐵柵欄門有些陰森，據說曾出現在某國產故事片中，冒充日本憲兵司令部。
開學第一天是老師與學生見面。我所在的高一五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隱隱感到不安，是那種繫錯衣紐扣出現在公眾前的不安，既無法掩飾又來不及糾正。
開學後不久，扒拉小算盤，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語文優勢不再，但還說得過去；關鍵是數理化，夢魘一般，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尤以數學為甚，一過整數我就如墜五里霧中，分不清東南西北。而周圍同學你超我趕，甚至有人提前讀高三的微積分課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該混進這數字的天堂。
說實話，整個學校氣氛讓人感到壓抑，又很難說清來龍去脈，總覺得有甚麼地方不對勁兒。比如衣着，簡直樸素到可疑的地步：帶汗鹹的破背心、打補釘的半新衣褲，露腳趾頭的軍用球鞋。可盡人皆知，四中是高幹子弟最集中的學校。顯然有甚麼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班主任田佣是數學老師，只比我們大五六歲。他戴白框眼鏡，面色紅潤，精力充沛，整天跟我們跑步打籃球，蹦蹦跳跳，像個孩子王。他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不久，每月工資56元，單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學教書，這是命運的良好承諾。
跟我們一起下鄉勞動，除了帶頭幹活，還要照顧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紮草繩，親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個同學給他打下手。肥肉煉油，白薯切丁，過油後用醬油一烹，香飄四溢。開飯了，他再一勺勺分給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運動，重提階級鬥爭。我母親調貴陽一年，參加當地銀行系統的「四清」。而我們下鄉碰上的首要難題是，和農民打招呼，萬一趕上地主富農怎麼辦？大家議論紛紛，認定他們一定鬼鬼祟祟。問村幹部，發現這標準靠不住，索性跟誰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間休息，K同學用小刀頂住我腰眼兒，先是開玩笑，隨後認真起來：我不肯求饒，他就暗中使勁兒，刀尖越扎越深。我們對視，僵持了好幾分鐘。突然劇痛難忍，我一把推開他。他冷笑說，這是考驗我的革命意志。此後對他敬而遠之。好勇鬥狠正伴隨着階級意識而覺醒。
1966年春，暴風雨將臨，有種種前兆可尋，我們像小動物般警醒。課間休息，同學們大談革命理想與生死關頭，好像每個人都在面對最後的考驗。我暗中編造犧牲前喊的口號，並反覆排練，在想像中，周圍必是青松環繞。我甚至把指頭放進門縫，越來越緊，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認，若大刑伺候，我當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連團員都不是，有一種被排斥在外的恐懼感，但不知如何向組織靠攏。一凡是我的入團發展介紹人，也就是說他代表組織，這給我帶來希望─畢竟是哥兒們嘛。我試探口風，他守口如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