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 文化評論人
季羨林先生仙逝，海內外學人無不哀悼。蓋棺論定，這位被政府高官與媚俗人士吹捧為「國學大師」、「學術泰斗」的學者，畢竟是個謙遜的老實人，多年來呼籲大家摘掉這些帽子，還自己心靈一片真實與自由。他的學術專長，主要是本諸他在納粹德國留學時期的研究成果，以語言學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羅語等多種古印度語言，跟「國學大師」完全無關，可知季老並無過謙之詞。反觀國內某位無恥文人，竟然說：人要變大才會變老，為表謙虛，請大家不要稱他自己為余老師，要叫余大師云云。這種曲線自誇，至少不曾出自季老之口。
受到中共奴化文宣影響
際遇無常，天意弄人。中共建政後，季老的學術生命受到極大束縛，無法繼續古印度語研究，在文革期間更慘遭抄家批鬥。改革開放後，季老已屆七旬，難免時不我待。
世無完人，季老也不例外。季老的思想點滴，大體上可從他歷年來的散文小品略知一二。綜觀其文，值得商榷之處不少，從中更透露出他長期受到中共奴化文宣、辯證思維的負面影響。
一、好壞標準：季老說「只替自己着想，只考慮個人利益，就是壞。反之能替別人着想，考慮別人的利益，就是好。為自己着想和為別人着想，後者能超過一半，他就是好人。低於一半，則是不好的人；低得過多，則是壞人。」這種過度簡化和粗糙含混的二分法，恐怕是受到了正反、敵我二元辯證思維的長期毒害，不值一駁。他又說「我說過不少謊話，因為非此則不能生存。但是我還是敢於講真話的，我的真話總是大大地超過謊話。因此我是一個好人。」以謊話的數量跟真話的數量相比，不談嚴重程度，之後得出自己是好人的結論，相當有趣。
二、東化夢想：季老認為東方的主導思維模式（天人合一、梵我一體）是綜合的，照顧事物整體，講普遍聯繫，接近唯物辯證法；西方的主導思維模式是分析的，分析到極細微，忽視整體聯繫。說實在，這類斷言未免幼稚誤導。筆者真看不出為何中國的八股訓詁是綜合的，而西方的民主法治與理性批判是分析的。季老又說「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發生的事情，是西方向東方靠攏的徵兆」，「我們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西方做不到」，「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漸呈現出強弩之末的樣子」，「既然西方人不肯來拿我們的好東西，那我們只好送去了」，本世紀應該是「東化」的世紀，「東方文化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東學西漸」不因人們的主觀願望轉移云云。如此粗淺揣測，缺乏冷靜觀察，難免教人搖頭。
季老人生包袱或太沉重
三、奴化傷痕：對於文革前肅反、反右等一連串鬥爭，季老說「從我的思想深處來看，我當時是贊成這些運動的」。對於文革時的牛棚歲月，他說「我沒有責怪任何人，連對發動這一場革命的人也毫無責怪之意」，「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擁護這一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甚麼能發生？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不過，季老真的「沒有能力回答」嗎？
鬱悶固可同情，巧言難免怯懦。或許季老的人生包袱、歷史共業太沉重了，可是一般的中國青少年呢？你們還會繼續停留在上述思想層次，抑或能夠以理性冷靜、謹慎求證的態度，來面對當前東西文化的真實處境呢？這是季老仙逝後所留下來的一個大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