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內地大規模出版西方文學與思潮經典，引入的作家與作品，大都是上世紀的風流人物。
比如現在大陸文藝青年瘋讀法國才女莎岡、美國評論家桑塔格，閱讀經驗比香港台灣與西方讀者延遲了最少二十年。內地經貿發展與建設，不但要以幾年速度追趕人家的幾十年，思潮與文化體驗，也要以速食的狠勁，從後居上。
前陣子流行歌王米高與現代舞天后翩娜去世，內地青年多靠網上影片重新追回失落的現場經驗。這種非同步的感性與知性經驗，是中國當代文化消費主要特色。
這種好像是遲來的春天之現象，十分有趣。前幾年莎岡去世，法國文壇才像考古學那樣挖出她的迷人早慧風采，但畢竟已是過氣了的人物。在中國卻是相反，才風華正茂呢，給一眾文化讀者熱捧，在她的傳記裏，他們讀到自己此刻的心聲。
這是說現在的中國青年比法國青年更能代入《日安憂鬱》的心境嗎？不是。青春的鬱悶，任何時代國境皆同，但法國青年經歷過68洗禮、文化新浪潮的薰陶，早已學會了另一套治療方法。舊時代的莎岡式呻吟，是祖母的故事，今天他們有更先進更前衞更反叛的偶像，而對照新社會的複雜問題，他們有更創新的宣洩方法，如塗鴉、迷幻派對、網交等等。
西方輸出祖母，來到中國，則變成鮮嫩的青春少艾。我好奇的是，上世紀的劃時代思潮將如何影響中國青年，並為中國社會帶來甚麼不同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