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 文化時事評論員
去年發生西藏暴亂，今年發生新疆暴亂，中共總要歸罪於境外敵對勢力。去年歇斯底里的把達賴罵了一通，今年又詆毀熱比婭，但對達賴的指控，始終查無實據，現在對熱比婭的詆毀，恐怕也難自圓其說。指摘境外陰謀，卻不檢討自己的民族政策，這樣的態度不是一個崛起大國應有的風範。
名為自治 實為直接統治
甚麼是大國風範？大國風範在中國唐朝就已存在。九世紀的唐朝是世界經濟的一大動力。疆域從南中國海到波斯邊界，港口向全世界的商人開放，各色人種前來貿易。當時首都長安的人口遠超過任何一個西方都市。
延至北宋，《東京夢華錄》中記載的各種食品蜜餞，顯示了各類族群聚居的大城風貌。外國商隊把紡織品、珍珠、珊瑚從波斯、印度運來中國，交易結束後搭篷演戲，成為中國戲曲文化的濫觴。來自波斯的音樂舞蹈曾風靡唐朝。中國生產的紙張、油墨、陶瓷、絲綢，也走海路運往中東歐洲。貿易吞吐港的廣州，經常有上萬的阿拉伯、波斯、猶太貿易商居住。那時有海納百川的雍容，沒有對非我族類的歧視。
唐朝對今日維吾爾人的祖先──西州回紇──也禮遇有加。不但送了六位公主到回紇和親，回紇公主也嫁入唐朝宗室。回紇可汗的軍隊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亂，抵禦吐番對西域的攻擊。唐朝管理少數民族的「羈縻府州」制度，設置都護府、都督府、州、縣，各級官員完全由本族人擔任，在各地區實行自治。
相形之下，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卻是野蠻退化。名為自治，實為直接統治。本族領導人頂着有名無實的空銜，實權抓在漢族黨官手裏。利用大批移民的「人海戰術」，有計劃的改變「自治區」的人口結構，使原住民在自己居住的城市中變成少數（烏魯木齊的維族人口比例，現在不到四分之一）。維吾爾自治區的政府單位和國營企業的招聘是漢語主導，排斥招收維族員工。這在唐朝恐怕難以想像。更糟的是中共的政策還壓抑信仰自由，扭曲文化生活。自治區政府的維族幹部禁留鬍鬚，禁赴清真寺禮拜。在這樣的長期壓抑下，還希望維人對中共的統治心悅誠服嗎？
憤青自我優越 維人積怨
中共在共產主義破產後，利用民族主義、愛國教育造就出來的憤青，對洋人是又妒又羨又恨，極度的自大狂背後是極度的自卑感。在少數民族面前，卻又充滿優越感，處處表現大漢沙文，對他們的處境毫不同情，反而認為少數民族得到特別照顧。漢人自我優越，心態不平衡，維人長期受壓，累積了憤懣。在這種情況下，種族仇恨引爆衝突的機率還會小嗎？
不論是西藏或新疆暴亂，問題的根源都在中共的民族政策，不能不改弦易轍。在這方面，胡耀邦一九八○年三月在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總結的幾個要點，包括藏人必須有自主權，維護民族利益和藏文化地位，漢族幹部讓位給藏族幹部，漢人幹部職工大批撤回內地等，對西藏和新疆自治區來說，應該是政策改變的參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