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聞詩集的出版在冷戰時期的捷克是種事件。只要聽說某部作品面世，哪怕隆冬盛雪，大清早的書店門口還是會排出一條人龍靜靜等待。然而，這對香港絕大多數的詩人與愛詩人來講，都是個只能想像的幻境；現實往往是我們並不需要詩。所以我和智德老是要懷念從前那間詩人開給詩人的「東岸書店」。就像他說的，在我們旺角書店遊的行程規劃裏頭，總是「最後來到東岸書店」；喧騰鬧市中的最終喘息。我們同時還都明白，這種書店的倒閉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於是它就倒了。
再這麼說下去，我們很容易就會變成發酸發臭的討厭鬼了；明明自己不合時宜，卻怨天尤人；明明身無長物，卻感慨懷才不遇。必須承認，《抗世詩話》偶而會發散出一股怒其不爭的怨氣。但陳智德非常清醒，他瞭解這不是時代的錯，社會的錯，香港的錯；容我大膽地替他說一句，這根本是詩的錯。他在〈詩魔之怒〉精當地引述了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請注意，這是以「老嫗能解」著稱的白居易呀，連他都忍不住表露出了「抗世」的情緒，詩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在陳智德看來，這個問題正正是詩的本份：「以文藝的美來抗衡時代主潮的暴虐和醜陋，以文藝的真去揭露潮流的偽假和遮蔽性；為達致此，詩語言的建構和獨立性十分重要，個體理念之清晰自主至為關鍵」。也就是說，如果還原到最基本的層面，詩是語言的反抗。它反抗意識形態對母語的摧殘，如保羅．策蘭（PaulCelan）以深奧難解的手法在納粹留下的德語廢墟裏植出新株；它反抗消費主義強迫人人失憶的現實力量，以及它在語言上散播的病毒所造成的空白，不斷擴散：「刪去名字、刪去部首/刪成沒有署名的文字/往下還缺去幾句……」。面對日常語言的破蔽和偽飾，詩的反抗力量來自於它釋放世間萬事萬物的能耐。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說得好：「說到底，詩不是現實主義的，而是現實自身」。
詩是現實自身，因為它不呈現包括人類行動在內的事物，而是直接觸摸它們，於廢墟和瘟疫之中救贖它們。正如列維納斯(EmmanuelLevinas)所說的，「事物的聚攏就是詩」。因此，千萬不要以為只有憤怒的詩才是「抗世」的。儘管陳智德備受稱頌的近著《市場，去死吧！》果決有力，彷彿一把不可掩蓋的吶喊；但這並不表示這本溫和可親的《抗世詩話》就一定順世苟且。不，任何真誠的詩以及正直的詩人都一定是抗世的。因為我們所在的這個語言世界是這麼地空洞和扭曲，把屠殺說成事件，把蝸居說成豪宅，更深深地從根處斬斷了語言與事物之間最源初最神秘的命名關係，而且還使我們習慣它的虛妄，以為這才是常態。不用憤怒，你只要認真對待語言，詩自然就是一種反抗了。如果我們覺得詩的語言太過新奇，那是因為我們的語言陳腐；如果我們認為詩的語言難以索解，那是因為我們的感覺早已麻痺。
就像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它一點也不激動，反而語調和緩地道出人在不義之前的困惑與沉思。如斯淡靜，卻正好彰顯了社會的不公與理想的淪喪。因此，它感動了一個頑固的老師與一群陌生的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