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我以一首詩結束在北京大學的一場演講。儘管那首詩不短，但同學們還是很有耐心地默默聽完；我還發現，隨着自己不由自主地漸漸投入，台下的空氣也逐步繃了起來，緊張到最後一句讀完，整個空間好像才釋然地舒了一口氣。後來大家都說，這首詩真好。當然，那是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這首詩於我，大概就像普魯斯特回憶中的小蛋糕；無論任何時候，只要一讀到它，某個年代的聲音、氣味、色彩與光影就會一一應召，回到眼前。這也就是為甚麼我總是要寫陳智德的緣故了，不只是為了我倆乃相識二十年有多的老同學，而且是因為關於他的回憶總是夾雜在這首詩的段落之間，形成穩定的聯想模式。所以每次寫到陳智德，回憶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主題，這不僅僅在於他和他的作品裏的懷舊氣息撲面而來。
例如他的新著《抗世詩話》，裏頭有一篇〈重讀《有人》，懷何喪先生〉。他談至自己初讀楊牧是在中六那一年（恰巧是我們相識的時候）。他又談到那一年看過一場名為〈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的裝置劇場（這是我第一個正式參與的劇場公演），其中一名演員坐在角落的帳篷，仿效彼時北京絕食學生的姿態，輕輕讀出：「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時那位演員的名字叫做張達明；也許智德不知道。
然後陳智德也在這篇文章裏告訴我一個我不曉得的事實。我們的班主任「何喪」是個怪人，上課不依課本，天馬行空地從西洋文學說到經子史集；真要講課文，那多半是在罵它編排注釋的混賬。這麼一位有性格有才華的老師，可不是每個學生都受得了的。並且我還記得他的固執。有一回我在週記裏向他喜孜孜地報告遭遇高達電影的驚艷，結果他非常不以為然，批評高達中後期的孤芳自賞鑽死胡同，與我在週記本上來回筆談了一個月。原來陳智德也有類似的經驗，他說：「我幾次在週記裡與他討論新詩，『反方向』地向他推介新詩作品，他不喜歡新詩的意向始終頑強。」可智德究竟和我不同，他乾脆把一首詩影印下來貼在週記本上，終於使得「何喪」承認「我喜歡，這種詩我是懂的」。這首詩，竟然又是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聽說陳智德是個很好的老師，像「何喪」一樣頑固，誨人不倦，能夠把最不懂得欣賞新詩的頑石點化成狂熱的詩迷。如今不少年輕詩人，都曾是他詩歌課裏的學生。一頁頁翻讀結在《抗世詩話》裏的這些小文章，我可以約略領會他做老師的風格。它們真能把很多人心目中極難理解極為堅硬的現代詩一一化成繞指柔；且靈活機敏地以不同範例不同角度因材施教，為秉性各具的學生闢出種種方便法門。如同當年他鍥而不捨地說服了自己的老師，眼前這本書是一闋義無反顧的詩之「申辯」（apology）；點點滴滴，磨杵成針。
難怪它被命為《抗世詩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