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月四日，是美國立國二百三十三年的日子。二百三十三年不是甚麼特別的年份，美國政府及民眾也沒有搞甚麼隆重的慶祝活動，大概只當成是個常有的國慶假期而已。
二百三十三年以國家歷史來說不算長，但美國在世界上的位置，美國的外交政策卻經歷了好幾次重大的變化。立國初期到十九世紀末，美國唯一的外交政策就是遠離以歐洲為主的舊世界，就是盡可能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不管是英法爭雄，德國崛起又或是三國同盟，三國協約劍拔弩張，美國政府仍謹守開國元勛華盛頓的忠告，遠離舊世界的爭端，不與任何國家締結軍事同盟。
這種自我孤立的對外政策直至一次大戰中期才改變。美國首次介入歐洲的糾紛，並派軍隊直接參戰。假若威爾遜總統政治手腕像羅斯福那樣高明，美國更可能加入國聯，不再自外放國際體系外，不再對國際糾紛袖手旁觀。
到二次大戰，美國全力出擊跟德國等軸心國直接對抗。二戰後更一力承擔與蘇聯冷戰及重建西方陣營的責任，開始成為世界警察。全球任何地區從非洲索馬里到歐洲波斯尼亞到南太平洋的福克蘭群島的糾紛都跟她有關，都等待她出頭，都等待她首先作出反應。
但是，寫過《大國的興衰》（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的PaulKennedy認為，美國應該放棄二次大戰以來那種「事事想管、事事要管」的策略。早幾天他在國際先驅論壇報撰文，指很多爭端其實對其他國家的直接影響遠比美國大，例如北韓發展核武，中國、日本就該遠比美國肉緊。俄羅斯威嚇鄰國對歐盟各國有直接利益關係，這些國家理應主動處理而不是等待美國牽頭。
除了實際國家利益的考慮外，PaulKennedy認為美國不事事牽頭，不事事搶先表態可以產生一種張力，令爭議各方克制，避免採取過激行動，因為她們不知道美國將採取甚麼反應。他借用十九世紀德國鐵血首相俾斯麥（OttoVonBismarck）的經驗，指出俾斯麥那種保持緘默，不輕易表態的做法令俄國不敢在巴爾幹輕舉妄動，令巴爾幹戰爭推遲了幾十年。
十九世紀德國的經驗是否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美國當然有爭論。但國際形勢變得多極多元，國內經濟又五勞七傷，美國政府開始調整外交策略，不再事事牽頭或插手是合理及有需要的，奧巴馬政府在伊朗問題上擺出低姿態，反應保守審慎，反映的也許就是這樣的轉變。
盧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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