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警方奉命將6.4維園人數大幅縮小，但是親北京及政府中人對維園真正的盛況不會懵然不知，他們顯然擔心由6.4到7.1的延續。於是，由親北京人士劉迺強、王卓祺出面、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參與的《香港再出發宣言》，遂於前天在九份報章刊登全版廣告。不要問誰付廣告費和誰拉攏人聯署，宣言的主旨，發起人坦言是要「改變港人的價值觀和行為」。
「宣言」洋洋灑灑，可議之處甚多，謹摘幾點談談。
首先，宣言要改變港人愛國的價值觀。從楊衢雲、孫中山以來，港人的愛國是問心無愧的。愛國是愛土地、人民，愛在中國建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政權和體制，而不是愛一個貪污、腐朽、全國以權謀私的腐敗政權。因此港人支持愛國民主運動，港人6.4去維園。《香港再出發宣言》則要香港人改變價值觀，將愛國變成「愛實質上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愛這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權。儒學大師徐復觀生前說，「你做得一塌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那一點呢？」
其次，「宣言」論述香港政治、經濟危機，貧富懸殊，民生困難，而它歸咎於香港「沒有用足」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巨大機遇」，「香港將會在祖國壯大中邊緣化」。
無論祖國壯大不壯大，香港從來就處於中國大陸的邊緣。百多年來，香港的邊緣地位反而使香港擁有自己生存發展的空間。去年台灣大選後，大陸網頁有一篇署名岳海的長篇評論，從台灣談到大陸，談到香港，文章說，「如果內陸民間力量過份薄弱……那麼不要忘記還有港、澳、台這三顆不受中央指令直接控制的『衞星』。中國的前途不是讓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於如何讓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漸影響內陸各地乃至中央；我們顯然更樂於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
邊緣的香港，堅持原有的司法獨立，言論自由，至少可以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並為中國經濟通往世界提供特有機制。香港對原有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制度、文化的堅持，是中國大陸真正關心國家進步的人士的希望。如果香港放棄了邊緣地位，融入中原體制，放棄了批評專權政治的言論自由轉而強調愛一黨專政的政權，香港成為山西，對香港、對中國會是好事嗎？
其三，「宣言」也談到權利與責任。愛國愛港都是一種感情，而感情是非理性的，不應拿來作衡量是非對錯的準則。現代文明社會，講的是權利義務，「宣言」說：「如果每一位香港市民只重視自己權利，不重視自己責任；社會只會紛爭四起，內耗不息。……因此，我們不單止要問香港為你做了甚麼，更要問你自己為香港做了甚麼，為香港下一代留下了甚麼？為民族復興貢獻了甚麼？」
作為香港一個普通市民，除了家庭責任之外，我們的社會責任是交納種種直接間接稅，而我們的權利則是要由我們稅金供養的高官及公務員，為我們提供良好服務，我們的權利還包括法律權利，和若對政府有不滿可提出批評的權利。更根本的，我們應有政治權利，但現在殘缺得近乎不存在。「宣言」說的「你為香港做了甚麼」，是抄襲美國前總統甘迺迪向美國人民發問的話。在越戰期間，反政府人士提出的反詰是：不要問我為國家做了甚麼，應問國家為我做了甚麼。
其實，反政府人士提出的詰問才是以人為本的精神；而問老百姓為國家、社會做了甚麼，為民族復興貢獻了甚麼，則是反人文主義的國家主義精神。
香港人要堅決反對的，是中央、特府、高官「只重視自己的權利，不重視自己的責任」。而香港市民，連選擇掌政者的基本政治權利都沒有，還有資格講要承擔民族復興的義務嗎？
「為香港下一代留下了甚麼？」若自問對香港是有承擔的人，至少應爭取為下一代留下一個民主的而不是任憑專權政治宰割的制度吧。這才是香港人在7.1的「再出發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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