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彬 中大社工系碩士生
近日來，接二連三爆發中學生與青少年濫藥事件，社會各界，特別是那些衞道之士不免大聲疾呼，要加強打擊有關情況，最好是盡快落實對青少年的自願與強制驗身計劃，令吸毒者無所遁形。然而，筆者認為，同樣值得反思的是校方面對這類事件時的反應與處理手法。
不過是冰山一角
在過去多宗個案中，不難看到校方都是在極力淡化事件：一方面強調吸毒只是一小撮學生的行為，其他學生都是「純潔」與「循規蹈矩」的；另一面急忙作出新聞封鎖，下令學生與老師封嘴。至於校方如何跟進濫藥學生，包括了解他們接觸毒品原因、以至因應情況提供輔導與協助等，卻往往說不出所以來。
其實，前線教師與社工心裏皆明白，近日揭發的事件不過是冰山一角，青少年濫藥問題，遠比傳媒所揭示的嚴重。正如某所戒毒學校負責人早前指出，青少年濫用精神科藥物早已成為流行文化，其情況之普遍，即使是Band1學校也不能倖免。
與其他學生隔離
很明顯，學校將青少年濫藥描述成「一小撮人的所為」，不過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除了為了保住校譽，也可藉此推卸責任。畢竟，倘若濫藥只是小部份學生的所為，校方便不用投入大量資源，認真處理有關問題。
在近日的個案中，濫藥的同學慶幸逃過了被趕出校的命運；在傳媒的鎂光燈下，校方自然不敢妄下殺手。不過，根據過往經驗，即使可以保住學位，這些被揭發濫藥的學生往往被視為負累，甚少得到學校的跟進與支援。相反，不少學校對他們採取半放棄的態度，例如施以停課處分，又或者將他們與其他學生隔離，以免後者受到污染。
想深一層，學校以消極態度對待學生濫藥，與現行教育政策不無關連。在殺校的威脅下，學校每年為了招生煩惱，學校的聲譽、口碑與號召力成為關鍵。生死攸關之下，學校多傾向報喜不報憂，即使出了問題，也只是千方百計遮掩，而不是想辦法面對與解決。
學校應有教無類
按照古代聖賢教誨，教育制度理應是有教無類，一個也不能放棄；只可惜我們的學校早已放棄了理想，那些被標籤「有問題」的學生，亦成為教育市場化、商品化下的犧牲品。然而，倘若我們不去正視青少年濫藥背後的社會原因，包括家庭與人際關係疏離；貧富懸殊以至社會將學業成績看成唯一成敗指標等等，社會各界包括教育界不來一次深層的反省，筆者對於問題能否獲得改善，殊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