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寫了一篇駡上海人的雜文，隔天收到一位在上海工作的香港朋友電郵：「看到你的文章，想告訴你，上海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已經一個多星期沒有外國報紙了，當然包括香港報紙。不論你是《明報》或《信報》，銀行訂的財經報紙一律扣查。打電話去問，就說內容不符合國情之類的黑講白講。」
朋友在一家港資銀行工作，銀行訂的財經報紙都看不到，可見形勢緊張。她說的那「一個多星期」，正好是「六．四」前後，敏感時期，上海做的工夫一定比其他城市足。
有一次跟楊瀾聊天，那時候她還在經營陽光衞視，總部設在上海，但把創作班子放在北京。
問她為什麼會作如此安排，她說因為上海表面上是個洋化開放的大都市，其實在政治上，比別的城市保守得多。一件事情，如果中央畫一個圈，北京人敢做到九成，但上海人只敢做到七成，還有三成，不用中央出聲，自己就廢了。
所以，創作的事情，不能在上海做，因為上海人膽小，怕惹麻煩。
那上海人可以做什麼呢？
楊瀾說，許多外國資料的翻譯工作，上海人就做得比北京人好。所以，那時她把電視台的翻譯工夫，都放在上海，讓上海人做。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北京緊張得要命，上海自然就不用說了。新聞報紙固然都封鎖掉，財經報紙也不可走漏，誰知道寫財經的人裏面，有沒有搗蛋鬼？
這就叫「政治正確」，寧枉毋縱，少看一個星期境外報紙會死嗎？要是放鬆警惕，出了事，那才要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