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四。不久前，有讀友在本報的留言網頁質疑我：二十年前你在做什麼？
這大概是較年輕的讀者。四十以上的香港人，大概都知道我在六四前後，幾乎每天都為電視電台分析北京局勢，並忙於編民運、屠城的專集。宣佈戒嚴前一天，北京封閉了所有媒體對外的發佈通路，然後第二天就戒嚴，我當時在電子媒體說，「這是關起門來打狗。」我想到的，是老子說的「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我的話成了一時名言，但其實我用錯了「芻狗」的典故。
六四後的六月底，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人大常委發表了「平亂」報告，報告中點了一大批卓有建樹的大陸知識份子之名，而香港人中，就點了我與《文匯報》駐京辦主任劉銳紹的名字。「平亂報告」第一段對我提出指控：「趙紫陽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
齊辛這筆名，八九年之前已用了二十年，我向不隱瞞這筆名的身份，讀者也幾乎人所共知。文人用筆名，與中共元老當年「化名」搞革命隱瞞身份是兩回事。而報告指的《九十年代》另一篇文章，則根本不存在。
《大家長該退休了》是八八年寫的，竟成了八九年「動亂醞釀」的證據。我再如何本事，也不可能在大半年前知道胡耀邦幾個月後去世、北京會有學生藉悼念呼喚民主呀？而且，他們怎會讀到我在香港的文章？由對我自己的栽誣，我從此知道中共有關六四的所有說詞都不可信了。我也為中共的「社會主義」加多一個字，稱之為「黑社會主義」。六四記憶甚多，這只是跟我有關的很小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