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我們剛好趕得切在美洲豬流感大爆發前,走訪流亡美國的幾位民運人士。在異鄉訪談同胞,討論自己國家的內政,感覺就像在紐約吃北京烤鴨,不是味兒。所以王軍濤那一句,我在筆記簿上用螢光筆畫住了:「我們本來不應該坐在這兒的。」
不應該坐在這兒的,包括王丹。他在洛杉磯一間酒店的房間內接受我們訪問,過程中顯得有點緊張過敏。攝影記者測試攝錄機音效時,發出一點人聲,王丹即時楞住,記者解釋這是攝錄機的聲音。有酒店客人在門外經過,王丹又楞了楞,往門口的方向看了一看。
六四確是教人緊張的敏感話題。我們跟隨司徒華在波士頓訪問哈佛大學時,跟一名從湖南過來攻讀經濟學的24歲男生提起六四,他說:「六四事件,在國內很少接觸。我們這一代,希望更客觀了解,曾經在互聯網看見有關六四的片段,不過很快就被刪除了。但是你問我對於六四的看法,我個人不想involved(捲入)。」他說得這樣中立抽離,卻連名字也不敢透露。
回到香港,我在內地旅客指定景點金紫荊廣場,測試一下這場抗爭的形勢。「那年只有七歲,在電視看到街上有點亂,所以很少上街。我覺得國家需要穩定,安全和諧最重要,平反六四沒有必要。我知道香港人要求平反六四,畢竟他們沒有經歷過,所以反而緊張;我們經歷過的,反而不希望提起。」27歲的北京人史先生說。
另一批中年廣州旅客,聽見記者提起六四,即轉身閃避攝影記者的鏡頭。他們當中一人說:「我哋唔想講呢啲嘢,放咗出來會好大鑊,除非你幫我申請到政治庇護喇!」
記者:蔡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