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份，我們剛好趕得切在美洲豬流感大爆發前，走訪流亡美國的幾位民運人士。在異鄉訪談同胞，討論自己國家的內政，感覺就像在紐約吃北京烤鴨，不是味兒。所以王軍濤那一句，我在筆記簿上用螢光筆畫住了：「我們本來不應該坐在這兒的。」
不應該坐在這兒的，包括王丹。他在洛杉磯一間酒店的房間內接受我們訪問，過程中顯得有點緊張過敏。攝影記者測試攝錄機音效時，發出一點人聲，王丹即時楞住，記者解釋這是攝錄機的聲音。有酒店客人在門外經過，王丹又楞了楞，往門口的方向看了一看。
六四確是教人緊張的敏感話題。我們跟隨司徒華在波士頓訪問哈佛大學時，跟一名從湖南過來攻讀經濟學的24歲男生提起六四，他說：「六四事件，在國內很少接觸。我們這一代，希望更客觀了解，曾經在互聯網看見有關六四的片段，不過很快就被刪除了。但是你問我對於六四的看法，我個人不想involved（捲入）。」他說得這樣中立抽離，卻連名字也不敢透露。
回到香港，我在內地旅客指定景點金紫荊廣場，測試一下這場抗爭的形勢。「那年只有七歲，在電視看到街上有點亂，所以很少上街。我覺得國家需要穩定，安全和諧最重要，平反六四沒有必要。我知道香港人要求平反六四，畢竟他們沒有經歷過，所以反而緊張；我們經歷過的，反而不希望提起。」27歲的北京人史先生說。
另一批中年廣州旅客，聽見記者提起六四，即轉身閃避攝影記者的鏡頭。他們當中一人說：「我哋唔想講呢啲嘢，放咗出來會好大鑊，除非你幫我申請到政治庇護喇！」
記者：蔡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