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勇 香港城大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六四二十周年，香港大學及城市大學學生就如何悼念六四一事，發生了爭論，並引起了各界的關注。
大學理應是求學問道的地方。要求學問道，便難免有爭論。但爭論不是為了要迴避問題。爭論是為了要更好地承擔和面對問題：對真理、價值、文化、知識作更好的承擔。因此，大學理應是追尋真理的明燈、社會的良知、以及我們文化的更新和守護者。
付上了熱血與生命
二十年前，我們在北京的大學生，自發悼念剛逝世的改革領導人胡耀邦，以和平示威和絕食行動要求民主變革，打倒貪腐；最終以熱血和生命的代價，悲壯地承擔了這尋求真理、守護良知、更新價值的軛。
二十年前香港的大學生，和眾多市民一道，冒着八號風球的暴雨狂飆，在中國官方代表新華社門外聲援北京的同學，不少學生也加入絕食行列，要求中國政府撤銷軍管，推行民主改革。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行使暴力的唯一合理依據是防止更大的暴力。北京政府動用軍隊和坦克來對付和平示威的學生的理據何在？如果法律和隨着權威而來的強制力不是用來防止更大的暴力，那便是暴政。
六四的屠殺事件，清楚提醒我們，中國學生運動的偉大傳統，很不幸地是要以血和生命建立起來的。香港城市大學宿舍門外，豎立了一個近代中國傑出知識分子的肖像，他就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九十年前由北京大學學生領導的五四運動，同樣受到當權者鎮壓。蔡校長當年在學生被軍警拘押後冒險四出營救同學，就是因為他清楚知道，這些學生是保有尋求真理、守護良知、更新價值的命脈，是大學之為大學的根本。
今天香港的大學生對悼念六四產生爭論，如果是為了要更好的承擔，我會為你們鼓掌。可是，如果所謂的爭論其實是想對這大是大非的問題置身事外，那我會為你們感到羞愧。
有意見認為，六四過去多年，如果香港人還堅持公開悼念，那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說公開悼念是政治姿態的政治人物這番話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姿態。但對並非是政客的香港市民，到維園參與燭光集會，其實是要向世界宣示，我們沒有心死。良知告訴我們，要對是非作出承擔，不要放棄民主自由的理想，要給八九民運還個公道。
如果二十年前沒有北京大學生的良知、承擔、勇氣，便沒有那波瀾壯闊的八九民主運動。這場民主運動被暴力鎮壓了，但暴力是鎮壓不了是非對錯的。知識分子作為文明的守護者，就是要敢於向不文明的暴力說不。
須對文明作出承擔
有人擔心，在今天的社會，要大學生堅持知識分子的理想無異緣木求魚。大學現在熱切追求的，可能只是世界名牌大學的排名位置，以及為這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製造人力資源，而非培養知識分子求學問道，以天下為己任。在這種環境下，香港大學生所關心的，很容易就只是ＧＰＡ成績能否超三趕四，履歷能否吸引到未來僱主的垂青。
香港大學同學就六四爭議的公投結果及城市大學學生會決定要出版《六四與希望》的刊物，便證明今天的大學同學還是清楚知道，大學之道，並不是ＧＰＡ超三趕四，或者是讓大學生訓練成為專業才俊便了事。孔子二千多年前已提醒我們說，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才是大學之道。明辨六四是非，對文明價值作出承擔，是大學人責無旁貸的至善追求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