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軍血洗京城，屠城暴行舉世震驚。當日清晨6時半，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接到緊急來電，話筒另一端是港督衛奕信，問他如何評估香港民情。飛哥只知道港人氣憤難平，而且當時距離香港主權移交的時間，只餘八年，港人勢現信心危機。六四後，港英政府決定大灑金錢穩定民心，於是香港有了新機場、多了間科技大學。新機場工程及後間接斷送衛奕信的仕途，換來了末代港督彭定康。
記者：雷子樂
李鵬飛接受訪問時憶述，89年4月開始，他已密切留意民運的發展。學運最後演變成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香港的民憤不斷升溫。六四開槍鎮壓後，民情更是洶湧。李鵬飛坦言，當日接到港督的來電，也不知怎樣回答。「後來請教大sir（鍾士元），佢建議按兵不動。」
急推玫瑰園計劃
「按兵不動」根本不可行，當時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先想出要全面加速民主化，以平息民憤。李鵬飛更擔心是港人對前景信心動搖，勢激發新一輪移民潮。同年10月，香港的民情稍為平靜，港督在施政報告提出大力投資未來，推動興建新機場等核心工程的「玫瑰園計劃」，以穩定民心。
「1,250億嘅新機場工程，當時嘅財政司翟克誠最反對，唔知道錢從何來。」李鵬飛透露，前行政局早在89年之前已討論建新機場，但因財政問題而擱置。六四後，「政治壓倒財政」，工程重見天日。「睇番轉頭，如果冇咗呢個機場，今日香港經濟一早窒息」。
港英政府另一重要決策，是創辦科技大學，「當時每年有4至5萬人移民，流失好多中產，得番班草根階層點搞？」新機場工程引發中英爭拗，衛奕信無法說服中國政府，最後要「出動」英國首相馬卓安赴京，跟下令戒嚴、聲名狼藉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握手。
爭取港人居英權
馬卓安當然不滿，但為了讓英資取得工程合約，別無他法。「新機場係NormanFoster設計，青馬大橋工程都係畀咗英國公司，馬卓安唔去又唔得。」飛哥說，衛奕信在1992年被英方撤換，也與此有關。
另一邊廂，李鵬飛與時任行政局首席議員的鄧蓮如風塵僕僕飛往倫敦，爭取給予5萬家庭、250萬港人居英權。89年12月，英國政府公佈給予5萬名香港市民及其直系家屬居英權。當年在香港駐倫敦辦事處協助游說工作的政務官，正是現時的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志雲。行政長官曾蔭權，當年也任行政署署長，有份協助政府高層留意六四對香港的影響。
促中央平反六四
六四事件一周年後，衛奕信再給李鵬飛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要他「解決」支聯會，以掃除中英關係的障礙。李鵬飛惟有以首席議員身份，約見時任立法局議員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勸他解散支聯會。華叔當然沒理會，大家也不了了之。「當時我有任務在身，咁做冇掙扎過，因為首席議員係委任嘅，要從英國政府立場出發」。如今回復自由身，飛哥直言，六四情意結，實非華叔獨有，這是許多香港人、中國人的心結，中央政府有需要盡快平反六四，打開港人的心鎖。
理性與衝動
那一年 香港社會群情洶湧
89民運期間，香港人群情洶湧，先後兩次過百萬人上街，創造了歷史。其間，曾有人建議買軍火；六四屠城後，更有學者竟呼籲市民擠提中資銀行，幸被及時叫停。但整體而言，香港人都被北京民運感染，5月天，社會和諧，市民守望相助，繁忙時間的地鐵站月台，無人踏出黃線半步。
有人倡捐款買軍火
當時是立法局議員兼《基本法》草委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憶述當時笑說，89年北京民運期間，香港夜更的士司機苦無生意，「香港人一放工，就掛住返屋企追新聞。」
當時北京的小偷不犯案，香港社會也難得地團結。政治上，大家不分左中右，攜手上街支持北京學生，希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
馬路上，李柱銘碰見兩車相撞，司機對罵，他上前只勸了一句：「大家都係中國人」，司機即時握手告別。繁忙時間，在地鐵月台候車的乘客，足足一個月沒踏出黃線半步。
軍隊戒嚴，民情逐漸升溫。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憶述，5月21日百萬人大遊行過後，甚至有人提議用市民捐款買軍火。5月27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上，一位女士拿着大包袱進場，一定要找到李柱銘。原來她在前一個晚上，在地鐵站外籌款，途人不斷捐錢。打開包袱一數，裏面竟有十多萬元現金。
6月4日，上午10時，支聯會本決定由劉千石去買棺材，抬到新華社請願。為免群情洶湧，最後也打消這念頭。當時的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文鴻（現為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呼籲市民擠提中資銀行。據報道，中國銀行當時一日被提走50億元。
喊停擠提中資銀行
事隔20年，司徒華仍氣憤直斥「（陳文鴻）呢個人冇腦！」李柱銘憶述，當時他正在法庭，也急忙與華叔分別在港島和九龍開記者會，呼籲正在銀行排隊的市民散去。「咁搞法會有連鎖效應，連累渣打、滙豐銀行，影響埋香港經濟」。
6月6日晚上，一批神秘人在旺角、油麻地擲石、放火生事，教育署宣佈6月7日全港停課。當日全港罷市、罷課、約七成商舖響應。司徒華四出巡察，途經皇后大道中商務書店，看見門外貼上一副對聯，寫着「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殺中國人，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殺中國人」，一切歷歷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