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
文化時事評論員
按照前不久過世的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的說法，開發中國家在達到某個人均收入水準時，政權變得最脆弱。中共目前似乎就要接近那個水準了。並不是說生活水準提高會產生政治不滿，而是一般人對生活水準持續上升的期望和實際上的停滯或下降形成的落差，會成為不穩定的因素。中共大力宣傳「保八」的成長指標，也是擔憂這個指標若達不到，就無法解決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世銀對今年中共經濟成長的預測是百分之六點五。這個數字對發達國家來說，已令人稱羨。但對中國大陸來說，從往年的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六點五，其中的落差不能不令人擔心，尤其是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居高不下，更是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機率。這不是唱好或唱衰的問題。唱好未必能安然過關，唱衰也未必發生動亂。
值得注意的倒是為甚麼衰退情況嚴重得多的日本（負成長百分之十五）、西歐，反而不像有正成長的中國大陸那樣如臨大敵，嚴陣以待？除了前者藏富於民，社福健保照顧周到，而後者人口多、底子薄、社會保障少之外，政治制度的安排使得前者的體制與政府分開，政府的法統由體制而來，實際運作的政府即使因議會倒閣而垮台，體制依然存在，人民的意志可通過選罷程式來表達。體制的穩定也就保障了社會的穩定。這是為甚麼負成長嚴重的日本、西歐政府反而要比有正成長的中共政府篤定得多。
摻水業績維持政權
中國從毛死後第二年開始，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九。世銀統計貧窮線下的中國人，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六十五縮減到目前的百分之四，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使五億人脫貧，是了不起的經濟成就。毛挾其教主型領袖的獨特地位，胡作非為，由大躍進而文革，讓中國老百姓受到浩劫，建政三十年還困在泥沼裏。毛死後改革開放，雖拋棄了意識形態的符咒，卻還是延續了一黨專政的舊制，黨要做永不下台的全能執政黨，依賴精英主義的決策機制。政權的法統便要靠業績來維持，而在全球衰退的大環境，由政府挹資的經濟振興方案，為達成業績指標，免不了要摻水造假，搞出大而無當、不具經濟效益的面子工程。這是維繫政治法統的代價。當然，靠業績表現來繼續執政總比靠意識形態的符咒強，可是倘若業績不振，人員上馬下馬的換班，仍然不脫派系鬥爭的老套，人民的意志何嘗有表達的空間？所以，為了長治久安，避免權力鬥爭引發的政治癱瘓，政權的法統最終還是必須過渡到定期公開舉辦競爭性選舉的民主體制上。
然而，這正是中共統治集團的盲點。在今年的人大、政協會議期間，網路上已有人質疑那些代表究竟是誰選出來的。雖然質疑的言論很快就被網警刪除，中共若認為，年年完糧納稅的人民，會讓中共無限期行使獨裁權力，恐怕也是一廂情願的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