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20年前六四屠城之後，香港大學太古堂宿生會主席張銳輝和幾個同學在宿舍對面的太古橋鋪上黑布，揮筆疾書，那年那夕那腔悲憤直透布底，留下斑駁的20個大字，直到如今。
港大畢業後，張銳輝當了老師，在課堂上跟學生講六四，帶學生去北京和上訪、維權人士交流，每年六四燭光集會總見他和學生的身影。
春風化雨，星火不滅。 記者：陳沛敏
張銳輝92年港大政治系畢業後執起教鞭，在保良局李城壁中學一教就17年，現在是通識科主任。「當初想做啲幫到中國又影響到人嘅嘢，第一份工就係教書。初時諗住做住先，後來發覺都做到想做嘅嘢，就繼續做落去。」
他一直堅持六四作為教育的一部份，在高中的通識課講解；帶中四生到六四燭光集會「考察」；率中六同學去北京了解國情，今年復活節假期就到了天安門廣場、考察信訪辦及走訪維權學者；臨近六四又在周會跟全校學生談六四，今年的嘉賓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
讓學生了解對與錯
香港的教育制度下，教師埋怨壓力大工作多，幫學生應付考試之餘，還要處理大量行政工作，又要進修增值考基準，千頭萬緒，疲於奔命。在課堂內外跟學生談民主講六四，校長未必讚賞，家長未必認同，學生未必感興趣。按道理，犯不着。
張銳輝承認，能在學校講六四，校長非常「決定性」，「校長冇反對，學校好包容，畀呢個空間我哋。而且我哋嘅角度唔係向學生灌輸政治表態，或者要佢哋接受某種政治觀點，而係認識中國現況同歷史嘅一部份，都係多角度思考。」
張銳輝堅持教六四，可說是對主流社會的抗衡。「社會嘅主流係：唔好再提，向前看。」但他認為：「六四係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重要嘅轉捩點，反映中國社會上嘅問題，例如民主發展、人權保障、法治是否完善等等。當時反映嘅問題或者學生、人民爭取嘅嘢，到家仲未解決。作為老師，有責任讓學生對祖國了解得更深入。」
教導學生明辨是非，是老師最基本的責任。「甚麼是對？甚麼是錯？對與錯唔係由當權者去決定。」他說，在課堂或周會上跟學生談六四，並非以悼念為出發點，而是帶領學生了解中國今天仍然存在的問題，以及一些個人、團體為爭取改善這些問題所作的犧牲。
「思考都會深入啲」
帶學生去燭光集會，也是學習，「每年總有一班人去參加嘅活動，究竟佢哋（參加者）諗緊乜嘢？」張銳輝過去的一些學生認識了六四之後，有的進大學後「上莊」搞學生組織，有的加入支聯會青年組，也有的了解之後並沒有影響他們的人生軌迹，「但有咗呢個認知，將來對六四嘅討論同思考都會深入啲。」
畢竟，20年過去了，張銳輝初出茅廬時的學生跟張銳輝的年紀只差十年八載，到現在的已相隔一代，跟學生談六四，完全感覺到當中的變化，「變化好大，最初教嘅學生佢哋自己有第一身經歷，對六四有印象。但家嘅學生六四時都未出世，好唔同。」
以前的學生比較感性
以前的學生，對六四有一定的認知和感受，比較感性，也會提一些較深入的問題，例如當年香港人的決定有否影響北京學生之類，但張銳輝現在跟學生談六四，主要是擺出事實，提供基本資料，從認知開始，讓他們了解89年發生了甚麼，因為個別學生甚至會問「係咪發生過咁嘅事？」
社會的大環境不同了，張銳輝說他們那代人，對中國的感情和印象比較矛盾和複雜，「呢代傾向正面啲，或者應該講係平面啲，冇咁立體，冇咁多思考。」新一代在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成長，加上近年當局推行國情教育，都有關係，「家嘅學生上到北京，好熱衷睇升旗；太空人升空，奧運攞獎牌，喜悅開心好簡單。」
為人師表，張銳輝對國情教育有一套看法，「學生見到國家嘅問題喺邊度，更能觸發佢哋去諗點樣改善國家，更加關心了解國家嘅人民。所以我覺得讓學生了解六四係點樣嘅一件事，都係一個國情教育、都係國民身份認同嘅一部份。」
張銳輝的中六學生談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