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官員必須減薪與香港市民共度時艱，這是社會的共識，相信這些官員也會接受。但是，減薪幅度是看齊薪酬趨勢調查中高級公務員的減幅5.38%，還是議員或市民期待的不少於10%？似乎未有共識。長遠來說，問責官員的薪酬，包括入職薪酬標準及加薪、減薪，都應建立透明的、讓立法會及市民可監督的機制。在這個機制建立之前，港府宜借鑑已減薪的新加坡、南韓，特別是南韓的模式，做出符合民意及有利將來制度建設的安排。
金融海嘯冲擊之下，市民並不樂見裁員、減薪行動，但在問責官員減薪問題上反而多為贊成，顯示有關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已變成對問責官員薪酬基準的重審，整體表現欠佳的副局長、政治助理，難免再次面對當初入職薪酬過高的質疑和批評。但是，正如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所說，用政治感覺去決定問責官員的薪酬，並不是解決問責制的方法。特首曾蔭權上周回應問責官員是否減薪問題時強調，釐定政治任命官員薪酬的方法，是獨立於公務員制度的。但是，政府的釐定依據是甚麼？如何接受立法會及市民的監督？有關機制建立需時，而問責官員減薪勢在必行，那怕只是押後多幾日宣佈，也會加重民怨。
鄰近地區最早決定高官減薪的是新加坡。早在去年11月，新加坡政府已宣佈今年將削減公務員薪酬，總理李顯龍的年薪將減少19%，部長將減薪18%，議員也將減薪16%。這是新加坡在調降經濟增長預測後採取的應對措施之一，當時香港已有呼聲要求政府跟隨。今年2月，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財政預算案大演諮詢騷時，也有青年公開呼籲特首和司局級官員齊齊減薪、與市民共度時艱，曾俊華則回應說相對於一年2,000億元的公共開支，高官減薪「幫補唔大」。
就在曾俊華拒絕減薪數日後，南韓政府宣佈，副部長、三星中將軍官和大學校長以上的高層公務員，今年將從年薪中回繳一成，協助弱勢社群度過經濟危機。須回繳一成年薪的南韓高官共278人，涉及總金額26億韓圜（約1,622萬港元）。
與星、韓不同，台灣總統府、行政院都明確拒絕高官減薪。其理由有二，一是台灣公務員薪酬比新加坡低太多，二是擔心對鼓勵消費產生不良影響，甚至抵銷發放消費券等政策的功效。
在亞洲四小龍中，星、韓決定減薪，港、台當時拒絕高官減薪的理由則大致相同。但在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今年首季大幅倒退7.8%、錄得1998年第三季以來最大跌幅之後，在薪酬趨勢調查顯示高級公務員須減薪5.38%之後，香港高官薪酬不減不減還須減，問題只在於怎麼減、減幾多？
如果比較新加坡和南韓高官的減薪模式，以香港問責官員薪酬制度欠奉的現狀，應是南韓的模式較為可取，較能顯示政治效應。巧合的是，如果按2月份市民要求高官減薪兩成所計算的結果，涉及金額也是大約1,600萬港元。當然，港府也可以考慮星、韓模式並用，即問責官員比照高級公務員按薪酬趨勢調查減薪5.38%，另外回繳8%至10%年薪，用於資助弱勢社群，總體減薪幅度也略高於2003年董建華時代問責官員減薪一成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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