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以下文章節錄自《再回家》。
沒有人不想回家的。我沒有很重的家鄉思念，只是非常想念媽媽。我的媽媽是一位報館編輯，八九那年已經退休在家，剛65歲，但身體很差。她從20幾歲起就被嚴重失眠所折磨，人熬得乾瘦乾瘦。我媽這麼苦的一生，就因為出身不好，而她天生敏感、剛強，一個受不得氣的人，偏就要你處處忍氣吞聲，媽一輩子像是被委屈耗乾了似的，待到我大禍臨頭，她便遭到致命的最後一擊。兩年後，有天下午她出門取牛奶，就栽倒在街上，再也沒有醒來。當時我正在三藩市開會，不能回家奔喪，只好到金門大橋上，朝着東方，往海裏撒花瓣……父親後來寫信告訴我：「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她經常坐在自己屋裏的沙發上，偷偷哭泣。我問她哭甚麼，她說擔心曉康，我說哭有甚麼用，她說她止不住。她陸陸續續哭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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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春，父親在身體檢查時突然查出肝癌晚期。3月5日我接到家人的電話，馬上去紐約中國總領事館申請簽證，得到的答覆是，你的事情需要請示，回去等消息吧。這一等就是三個星期，父親在3月22日黃昏時分撒手，而3月28日我才得到簽證。這個簽證，還附加了三個條件：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我有權利拒絕嗎？我必須回國奔喪，不是我的權利，而是我的人倫，為了履行倫理而只好放棄權利，是個人面對國家怪獸時的無奈！我想，無數中國人跟我有過同樣的經歷。我的父親不是也放棄了讓我見他一面而出國的權利嗎？
回到北京，家人才告知這次我被允許奔喪的細節。事實上，我獲知父親病危而向中國政府要求的簽證，是被拒絕了；與此同時，北京的家人獲得提示：除非老爺子本人提出要求，否則沒有商量餘地。家人只好以父親的名義草擬一封信，拿到病床前唸給他聽，這麼做，等於將絕症直接袒露給病人。父親簽字以後，一個禮拜就走了。
他簽了一封自己的絕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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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們姐弟三人，加入北京殯葬系統組織的骨灰海撒人群，來到天津塘沽渤海灣，捧著父母的骨灰，登船馳入海灣，親手將骨灰撒進大海。我是長子，我承擔這個決定的全部責任。我對姐姐弟弟說，父母皆有遺囑，兩人都堅持他們死後不留骨灰，僅以尊重死者遺願這一點而言，我們也只能這麼做。
對我自己而言，媽媽的那個墓塚一旦空了，我的牽掛也就消失了。中國再也沒有我的家。
（節錄自蘇曉康撰寫的〈無家可歸〉）
蘇曉康簡介
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報告文學家、電視片集《河殤》製作及總撰稿人，六四後遭通緝，流亡海外，93年與妻子同遭車禍，妻子受重傷。現居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