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號的《書城》讀到李歐梵的〈現代主義文學的追求──外文系求學讀書記〉。文長七千字，概述平生，想來與他行將在中文大學退休引起的驀然回首情意有關。他說的外文系是台大外文系。我是1956年從香港以「僑生」身份到台灣升學的。歐梵比我低一班。
歐梵文內多次提到我，不妨讓我就台大外文系師生這話題湊興說幾句。歐梵在文末問自己，在台大四年究竟學了多少？他覺得遺憾的是，雖然授課老師都是飽學之士，「但似乎有點懷才不遇，不願意把全部學問傳授給我們。」我倒覺得，老師即使有這番心意，也沒有時間和精力為學生好好備課。五十年代的台灣，要吃得飽，得要兼差。公教人員生活很苦。有說傅斯年校長買不起進口煙斗煙絲，只好解拆「新樂園」牌廉價紙煙絲充數。
有些老師上課，即使有備而來，登上講台時卻力不從心。英千里老師是外文系主任，倫敦大學畢業，英、法文外，還通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給我們講授西洋文學史，再適合不過。可惜一個學期下來他請病假的日子幾乎佔了一半。抗戰期間英先生聯同沈兼士等人在北平秘密組織了「炎武學社」，宣傳抗日。組織終為敵偽政府偵破。先生在酷刑迫供下始終沒有透露「炎武學社」成員名單。時為1942年十二月中旬。1944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再度被捕受刑。後來先生走路有點不便，想是身子給敵人打壞了。
拿今天的專業規格看，我記憶中的台大老師堂上講課，沒有幾個是合標準的。殷海光先生講邏輯學，當時想不通為什麼他老愛把瑪麗蓮夢露這些「艷星」拉進三段式的話題來。後來才知道，警備司令部的爺們對他不放心。今天大學老師要保飯碗，不時要有著作發表外，在課堂上的表現如何還得由學生來「評分」。這門課的教材是否選用適當？教授在講解教材時能否達意？他/她有沒有用powerpoint或其他科技設施以「提升」學生的領受能力？
我相信如果學生評分這制度在當時的台大外文系實行，而校方又把學生的意見當一回事的話，歐梵和我的老師沒有幾個可以保得住飯碗。別的不說，我們的老師好像從沒有發給我們什麼「課程表」之類的指引，讓我們知道教授要在那一週講授那一個題目。但儘管課程雜亂無章，我們跟着老師在渾水摸着石頭，最後還是過了河。
葉公超在西南聯大教英國文學，據聞上小說課時他習慣叫同學站起來唸課文一段。同學唸得不好或解釋有誤就要捱罵。我唸大三或大四那年教英國小說的是侯健老師，用的課本是ThomasHardy（1840-1928）的《TheReturnoftheNative》。侯老師也叫我們唸一兩段文本，要不要站起來唸就不記得了。侯老師用的雖然也是「古法」，但我們犯錯卻不用捱罵。
看了歐梵的文章，越相信我們當年受益最大的老師是夏濟安先生。先生上課一樣不依章法，我們都是在溫州街他的單身宿舍跟他學藝的。先生英文造詣極深，鍾情十九世紀英國小說。文評家他最推許的是艾略特（T.S.Eliot）。歐梵說先生在宿舍斗室跟來訪的同學「聊天」時，說得性起「就會拿一本英文名著向我們分析文內某段某句的妙處」。我們受用不少的，就是先生這些「說得性起」時分。
據我所知，那時常去溫州街宿舍拜望夏先生的還有陳秀美（若曦）和白先勇。王文興有沒有去就不得而知了。我不相信這幾位同學今天的成就是在課堂上規規矩矩學來的。創作這回事，正如董橋在〈一代人的氣韻〉所說，「做了一輩子的文字工作，深深覺得做好是性情帶出來的，做不好也是性情拖垮的，沒有天生的文字因緣，硬教硬學都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