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理性主義認為人類須掌握數學原則，才能推理出其他知識。因此理性主義的標誌之一，是數量化。也就是說，對任何事情作出判斷，都以數量為依據。比如民主政治，數量化就是數人頭。不經過數人頭的普選，你說你代表全國人民，那就不是理性主義。愛國，不是理性的，因為「愛」無法數量化，「愛」往往是盲目的，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愛」屬感性，非理性範疇；但忠於憲法與法律，則是理性的，因為憲法與法律的第幾條第幾條是數字，有明文規定的具體指涉。
任何災難發生，死多少人傷多少人，是最重要的處事依據。這就是數量化。飛機失事，全部死亡與只有幾個人死亡，死者中有沒有本國人，都是數量，是所有政府、救援人員處事與救難規模的依據，這就是理性主義。
喬治．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極權國家「大洋國」的「真理部」，強迫人民說2＋3＝4，但當受刑人說等於4時，又錯了，因為這時「真理部」已將之改為2＋3＝6矣。這是極權政治衝擊理性主義的典型。
最近在網頁讀到一篇文章，講「中國的政治數學」，大意是說，因奉行「政治掛帥」，所以政治介入到數學之中，就使數學為政治服務了。凡是有利於政權穩定的，就用加法甚至乘法；凡是有損執政黨形象的，就用減法甚至除法。比如GDP，經濟增長速度、外滙儲備等等，國家統計局與宣傳部都是能加就加，能乘就乘；至於災難死亡人數、毒奶受害兒童人數等，就能減就減，能除就除。
西方的二戰陣亡士兵人數、日本、德國的二戰陣亡人數、美國越戰陣亡人數，甚至因戰禍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民的人數，都早已計算出來；但中國，歷次戰爭的死亡人數，還是講不清楚。中共建政後，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多少人寃死，一直沒有統計；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也是最近由民間學者楊繼繩經逐省逐縣地調查，才在《墓碑》一書披露餓死三千六百萬。
「六四」經過二十年了，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先說大學生死了23人，於是有人封他綽號為「袁23」；後陳希同向人大常委報告說大學生死了36人；再後來楊尚昆私下透露死亡總數是600多人。幾百人的死亡，早應該有名單公佈，沒有道理二十年都交不出一個準確數字，而名單則要「天安門母親」們去逐個搜尋。
汶川地震已一年，遇難學生人數是越說越少，最新的數字是四川教育廳廳長涂文濤說的5,335人，數字準確到了個位數，難道還有假？但藝術家艾未未公佈的有名有姓的遇難學生名單，竟比官方數字多出近50%。
中共公佈的所有數字，都是政治數學發的功。在政治數學的指引下，你不可能相信官方的任何數字，也不能巴望中國會有「數目字管理」。
「數目字管理」是已故著名歷史學家、《萬曆十五年》作者黃仁宇，在他去世前三年（1997年）接受筆者訪問時提出的詞語。他認為中國必須進入數目字管理，才能真正走向現代的理性管理。他舉例說，「人與人關係，不能進行數目字管理，那麼同一個等級，地位就不同。一個團長跟另一個團長，地位是不同的；下面三個營長，地位也不同。在美國，進行數目字管理，像機器一樣，任何職務都標準化，一個軍官調到那裏都一樣。但在中國，被調動就會有危險。」
因為在中國，數字是政治數字；而人，也不是平等的，人的地位、份量可無限大也可無限小的。鄧小平死了，還能凌駕香港《基本法》去發功。而地震遇難者呢？也許前蘇聯獨裁者史太林的一句話最能體現政治數學視生民如草芥的最高境界，他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就只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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