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精神科病人都很無辜，無辜在犯了這個病的人，有些可以是無緣無故得病，與他們的性格遭遇無關。這個病本身也很無辜，漸漸成為治人的利器；許多為自身遭遇而不平則鳴的人，無辜被打成精神病人。
一年前余秋雨泣告要求追究豆腐渣工程的災民，要識大體明大理，當時的理由是救災第一，那個大體嘛，不外乎是別在那非常時期節外生枝。一年後，災救完了，余教授為他用心良苦的泣告行動打了很高的分數，也有了新的說法：甚麼從日本地震案例研究所得，了解索償行動很難如願，法律行動很麻煩。即是說，為討個說法的災民好，法治都是空談，因為災民不怕煩便會惹麻煩。於是，精神病又一次為政治而服務，教授說很多醫生認為當時為死難親人討公道的災民，已陷於精神出狀況的危險邊緣。那莫非遏止他們的訴求，把他們勸退，就是拉他們一把的功德？而出於醫德，要他們失音就能治好這些疑似精神失常的人？
余秋雨及這些不知從哪來的醫生，抄襲另一大國手的說法——九成多欲進京上訪的苦主，都是精神有毛病的人。至此，精神病正式成為黃老儒法以外另一治世之術，精神科病人享用不到國手的醫術，只想求個公道的人，反而因不屈不撓的精神，而犯了精神病之罪。賤民罵人一句神精病無所謂，醫生抱着和諧濟世的精神，未診先判人一個精神病，卻要小心，早晚會把人逼瘋。餵他們吃下由雌激素孕育催生的「河蟹」，他們不會拉肚子，只會失心瘋地高唱「草泥馬」，即使最後消化不良，嘔吐物也會反彈回那些為主旋律當和音的人，落在其張得太大的嘴吧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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