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Delury 美中關係中心副主任
趙紫陽的秘密錄音回憶錄的出版，重新激起了人們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複雜的歷史遺產的爭論。趙紫陽曾試圖從根本上鏟除中國經濟體制的痼疾，但卻因此最後在軟禁中離開人世。如今，當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強大之時，值得我們牢記的是，二十年前的這個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分崩離析。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活動威脅了這個共產黨國家的存在。
這種威脅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黨內領導的最高層，二是都市群眾。前者是政治局內部因在意識形態上對改革的分歧而出現了分裂；後者是由北京的學生打頭陣，以公開和平的方式反抗當局。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擺脫了這場危機，團結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想周圍，並在城市人口中重新獲得了執政的合法性。中共在全球一體化和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的平台上，沒有了學生的「民主女神」的干擾，但卻給城市居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
誠然，整個一九九○年代，中國的城市發展、投資和國民生產總值都加速增長，但是城市的贏家和農村的輸家之間的差距也在加大。當年曾暫時釀起天安門廣場熱血沸騰的激情也從城市退潮而轉向了廣袤的農村。一九八九年示威遊行開始的時候，八萬學生走上北京街頭要求一個更加開放的政府。而到了二○○五年，據報道全國每年有八萬例群體暴動事件──但大部份並非發生在高速發展的沿海城市，更非在精英集中的國立大學。
鄧小平避免黨領導分裂
過去的二十年中，下崗工人、失去財產的農民、練習法輪功的人們以及憤怒的西藏人民都舉行過抗議，而城市中沒有出現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那種由學生帶頭的抗議活動。
在江澤民和他的繼任胡錦濤執政期間的經濟繁榮，把年輕人的反抗精神引導到做生意和謀求職業成功的方向，而這樣的繁榮成為可能，正是因為在一九八○年代末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和一九九○年代初期的保守派的反攻中，鄧小平避免了黨的領導階層的分裂。當示威抗議剛剛開始的時候，鄧小平選擇的接班人趙紫陽曾試圖利用群眾運動作為進一步推動市場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槓桿。如果中國也會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的話，那定是趙紫陽莫屬了。
對於趙紫陽謀求經濟自由化的魄力，鄧小平是支持的，但由於鄧小平被幾十年來的毛澤東統治，尤其是文革帶來的動亂弄得傷痕纍纍，因此他對政治上的動亂沒法容忍。而趙紫陽對示威者的容忍使政治局分裂。於是鄧小平便把趙紫陽當作向保守派妥協的犧牲品。
八九年無奈整肅改革派
保守派在鎮壓之後佔了上風。在這些人眼裏，一九八九年的風暴證明了「改革開放」的結果就是動亂和垮台。鄧小平暫時退隱，讓圍繞在黨元老陳雲身邊的主張計劃經濟的人士放慢市場化腳步，並在後天安門事件時期國際上孤立中國的形勢下韜光養晦。
但是，鄧小平後來在著名的一九九二年南巡時，策劃了對反市場經濟的保守派的制約。在快速發展的城市深圳，他在電視攝像機前把手向空中一指，告誡他的政黨：「中國如果不實行社會主義，不實行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水準，那麼無論走甚麼路，都會是死胡同。」
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無奈地整肅了改革派之後，他在一九九二年抓住了削弱改革派勢力的機會，把中國的新自由派英雄人物朱鎔基提拔到了中央重新點燃中國經濟的引擎。鄧小平精明地把握住了國家上下人們的情緒：人們準備好了被告知「致富光榮」。黨的領導層從一九九○年代一直進入到新世紀，沒有偏離鄧小平路線：市場改革的穩定推進，積極介入國際商務，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以及竭力維護黨的團結。
六月四日人民解放軍部隊把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逐出了天安門廣場，而在西方，這個日子被視為國家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的一個悲劇性的例子而被人們記住，它也是中國人民被壓制的對自由民主的渴望的紀念日。但是，在歷史冰冷的眼裏，一九八九年的民運和其帶來的後果，最終可能被視為中國共產黨明白了怎樣才能生存：在城市發展基礎上的黨的團結。
HannahArendt在她的經典研究《論革命》中陰沉地寫道：「無論人類達到怎樣的兄弟之情，都脫胎於同胞殘殺；無論人們組成怎樣的政治團體，都起源於罪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凌晨沾滿鮮血的天安門廣場，也許是後革命時代中國的誕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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