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在立法會答問大會裏敢為天下先，號稱代表了一般港人對六四的想法，雖然有僭越香港代言人角色之嫌，但他形容一般香港人的想法，可能沒有說錯。他在不知所措中只是含糊地說，六四已過去了很久，隨着國家經濟發展蓬勃，市民會對六四有一個客觀的看法。
客觀事實是，國家經濟成就驕人，成為美國最大債主，又以不少經濟政策適時助港，真有二十年河東二十年河西之歎。
一般市民內心的想法，夠客觀的話，理應實事求是，會承認當年學生其中一個主要訴求是反貪腐，反官倒。當年若能因勢利導，貨真價實的陽光法案能落實執行，官員能做到公開資產，經濟發展的成就將會惠及更多人。
農村經濟少了地方官員上下其手，將會減輕大城市待業民工的負擔，人均收入就可正大光明用中位數計算方法，反映出一般老百姓在經濟起飛的翅膀中，不止是扮演翅膀下的風，自身卻依然吃着西北風，在驕人的外儲數字中，也真的活得很驕傲。
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後，自會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隱憂，倘能應當年學生的訴求，認真解決貪腐問題，富能藏於民，這對經濟長遠平穩發展，是大好不是小好。當年要求開放報禁，地方瞞上欺下的現象也不致於猖狂如此，有礙全民富起來。
這是我這個未致於腦殘的市民，對六四與經濟發展關係的客觀看法，不曉得夠不夠客觀，算不算識大體明大理。說不定，曾蔭權就是代表如此這般的一般看法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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