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終發生 全世界震驚－
鄧：快刀斬亂麻化解形勢
學生抗議的初期，事件都是與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有關。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宣佈廣播後，部份大學生自發悼念，不久上街活動，參加者數目越來越多。悼念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要讓他們復課；第二，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尋求不同意見。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參與打、砸、搶、燒、衝五種行為的人應依法懲處。
當時（國務院總理）李鵬和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接納我的建議。我之後聽到李鵬向鄧小平報告這三點，他也表示同意。那時政治局常委沒有不同意見，至少沒有公開提，只是李鵬4月19日突然打電話來說：「學生想衝入新華門了，為甚麼沒有對應行動？」
我在4月19日見鄧小平，討論訪問朝鮮的事，跟他談到學生示威，我對他提出處理局勢的意見。當時鄧小平表示支持我，但之後情況奇怪地轉變。
在我離開北京後（4月23日）的第二晚，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大力報告學生示威情況嚴重，他們沒有理會學生示威已降溫的事實，他們譴責少數學生的極端意見，特別是針對鄧小平的話。他們將示威說成是反黨和針對鄧小平個人。
4．26社論跟人民意願矛盾
4月25日，李鵬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向鄧小平報告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一直傾向強硬處理學生示威，因為他認為示威妨害穩定。聽了他們報告後，鄧小平立即同意將學生示威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提出盡快化解形勢，要「快刀斬亂麻」。
鄧小平的討論原本是內部事務，李鵬卻決定將他的講話內容發放給各級黨幹部，並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又稱4．26社論）引述他們的說法。4．26社論令對立升級，學生上街人數大增，也令各個政府部門、組織和其他政黨不滿。
我4月30日從朝鮮回來後，從各方面搜集資料，評估形勢後，我更強烈相信學生示威得到社會各界廣泛同情，4.26社論和中央委員會處理示威的手法，跟人民的意願矛盾。我也覺得如果學生示威能以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化解，透過對話和淡化矛盾化解，這可能會推動中國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不過，問題的關鍵在於鄧小平本人，他拒絕放寬他的立場的話，我就無法改變強硬派的態度，他們不改變立場，政治局常委會就難執行淡化矛盾和開放對話的原則。
鄧一錘定音派軍隊進京
我在5月4日對亞洲開發銀行代表團的講話，表達了需要以冷靜、合理、克制、有秩序、根據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去化解問題。不過李鵬集團的人主動嘗試去阻止、拖延、甚至搞破壞，5.4講話提出對話和淡化矛盾的原則，無法落實。學生對跟政府對話不再抱任何幻想，發起大型遊行和絕食。
在5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一錘定音。他說：「形勢發展證實4.26社論的判斷是正確的。學生遊行無法消退是黨內部的問題，那就是趙紫陽的5.4講話。現在要避免局勢失控，已無路可退，決定就是軍隊開進北京戒嚴。」
那時我非常不開心，我對自己說無論如何，我拒絕成為動員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回家後我情緒激動，就叫鮑彤草擬辭職信，準備交給政治局常委會，聽了楊尚昆勸喻後收回。
5月19日凌晨我去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李鵬反對，想阻止。我認為這麼多學生絕食長達7日，中央委員會沒有一個領導人去探望，說不過去。我只是想勸學生停止絕食，對他們說他們仍年輕，要珍惜生命。不過學生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之後受到嚴厲批評，也開始發現自己被排除出決策外。
我在院子乘凉聽到密集槍聲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凉，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六四悲劇發生三年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少數人逃出國外，大部份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審問。情況現在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
第一，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甚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的？有那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
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這方面又有甚麼材料？我當時就說過，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從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甚麼材料？道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很大的熱點，是很容易引起共鳴的。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問題他們為甚麼不利用呢？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學生不提物價問題，可見學生們知道物價問題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是要反對、否定改革。可見不是這種情況。
第三，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得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來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甚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當然，那麼多人的行動，總有極少數人混在人群裏面攻打解放軍，但那是一種混亂情況。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竄犯乘機鬧事，那是完全有可能的。難道能把這些行為說成是廣大市民、學生的行為嗎？這個問題到現在應該很清楚了。』
政治局6月19日至21日召開擴大會議。李鵬的報告為會議定調，指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錯誤。他建議除去我的黨總書記、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職務。他們要求我寫自我批評書，我不肯，在會議最後要求發言，說出我準備好的辯護講話。我早有心理準備，我寧願下台，都不跟從他們的看法。
－國家軟禁我是蔑視法律－
趙紫陽的孤獨抗爭
在當局快要宣佈結束對我的調查之際，他們立即訂下六大規條限制我的行動自由，但當局在執行六大規條時，從沒給我任何文件或口頭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內疚，或者擔心這些證據會被外國媒體取得，成為國際傳媒焦點，再出口轉內銷。
他們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屬執行規條，由於他們不能對我說，每當我問到他們時，他們總是編造藉口應酬我，往往令我跟他們起衝突。最後，我發現這些規條，我不再怪他們，他們只是奉了上頭命令行事。
我覺得他們應該早點對我說那些規條：甚麼是准的，甚麼是不准的，我自會明白。譬如，調查結束後，我曾要求到廣東避寒，因為我氣管有事，他們說港督彭定康正在擴大民主選舉，廣東形勢複雜，我不方便去。
我認為這很荒謬，彭定康所搞的屬外交事務，關廣東甚麼事？他們堅持說，廣東是去不得，廣西、雲南、貴州卻可以去。我決定去廣西，但只局限南寧市，抵埗後我更發現我去那兒都遭到阻撓。
返回北京，我說我想去一個老黨員常到的俱樂部打桌球，他們最初拒絕，但最終放行，去到時發現俱樂部空無一人，原來他們把俱樂部清了場，怕我碰見老朋友。
當局關注我外出的「影響」只是推搪的藉口，目的要不讓我再公開露面，讓人民漸漸淡忘我，所謂「擔心影響」只是擔心我的影響力仍在，就算是我的名字也足以引發社會不安。
我曾去信江澤民要求解釋六大規條，結果當然是沒有回覆。當局在處理我的問題都經常顯得很緊張不安。當局說我可以在家中見客，條件是客人不能是記者和外國人，但實際上是從來都不准訪客探我。
1995年秋天，陳雲逝世，我想親身去慰問他的遺屬，卻被禁止，說「不方便」，我以為陳雲的家屬拒絕，後來發現原來他們是願意見我的。
當鄧小平在1997年逝世時，我身在杭州，聽到消息我很悲傷，我致電當局要求即時返回北京出席悼念儀式，中委會的回應卻是沒有送別鄧小平的儀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5月，當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說我想上門探望，但保安局卻說彭的家人未佈置好靈堂，叫我在「顧全大局」情況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對此非常憤怒，為何不准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們有甚麼好怕呢？
1997年9月12日，我去信第15大，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指事件雖然過了多年，但人民是不會忘記，最好盡快重新評價。我沒有公開這封信，但海外傳媒卻知道了。當局十分不滿，指我不服從黨紀，之後一名老同志逝世，他們乾脆不准我出席喪禮作為懲罰。
我多番去信當局，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卻杳無音訊，我決定去信常委會所有成員，提出軟禁我是違法。當局後來解釋，從來沒有「軟禁」我，又說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黨大會的信外洩。
之後，江澤民訪美前，中南海派來的醫生忽然對我說，我整天留在家對身體無益，說要上報。為何連醫生也關注我的自由？我想起了，江澤民考慮到訪美時必被問到我的情況，故先造成我可以自由活動的事實，好讓他有所交代。想到這點，我沒有理會醫生的提議，1997年的冬天我沒有外出，整個冬天都留在北京。
拒當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1989年中共第13屆四中全會召開，免去我所有職務，決定對我進行調查，對我的處置是「史無前例」的，而黨在未有調查結果前重罰我，也是對我的「特別待遇」。
四中全會決定成立特別調查小組，正式調查我。調查歷時三年零四個月，調查組集中調查我是否直接或間接操控六四民運，也想知道為甚麼我的政策和立場，跟中共元老鄧小平的對着幹。
小組認定我有「不可告人的動機」與「個人野心」，引用所謂證據加上個人臆測，斷定我搞新權威主義。他們說，1988年起國內外已出現一場「倒鄧擁趙」運動，又指我是令中國恢復資本主義的理想人選。
我對指控一一以口頭和書面方式回覆王任重（時任趙紫陽專案組組長）。我說，其實當時有關我地位不穩的謠言，比「倒鄧」傳聞更厲害，但我說六四事件發生前，鄧小平多次表示支持我，即1989年初李鵬和姚依林（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都批評我經濟搞不好，鄧一樣站在我的一邊，反叫他們要支持我。
我向王任重解釋，拒絕接受鄧小平對學運的回應，是因為同鄧在學運性質和鎮壓後果上有不同意見。我說：「我認為我要對歷史負責。我拒絕當一個鎮壓學生的總書記。」
外出打高球江澤民憂心
這段被調查時間，我的行動自由一直被剝奪，我指出軟禁我是蔑視法律，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澤民（時任中共總書記）、李鵬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終止調查和軟禁，恢復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們沒有回應我。
1990年10月亞運會舉行前，我決定出去打高爾夫球，安全部門聽到消息後，要求我的秘書阻止我出去，我說他們沒有法律理據阻我出去。他們叫司機不要送我，我說那我就乘公車去吧。最後安全部門讓我外出，卻由公安車護送。
外國媒體知道了我打高爾夫的消息後大肆報道，江澤民和李鵬憂心忡忡，責怪安全部門批准我外出。之後，當局口頭通知我，在調查期間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員喬石後來對我說，要我顧全大局，說我的情況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損害穩定的事。
1990年6月21日，王任重把調查報告草稿交給我，列出30項證明我「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事實與證據」。
編者按：
文章摘譯自《PRISONEROFTHESTATE》，『』內字為《國家囚徒》中文版原文，分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