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涉及外國 就怕喪權辱國－
領導層經改立場南轅北轍
在（1978年）11屆三中全會後，中央領導層對改革存在兩派觀點：一派是以鄧小平為首，主張加快對外開放，朝市場經濟方向進發來擴充經濟；另一派是以陳雲為首，堅持計劃經濟為本，對經改有所保留。
人民一直全力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我對此充滿熱忱，並努力落實。但是，對於鄧強調速度有所保留。當然，若所有都進展順利，經濟運行無阻，越快越好，毋庸置疑。但是，從過去集中追求出產價值的錯誤中，我學懂了，過份強調速度，最終會變成盲目追求高目標及速度，代價是失去效率。我的生產目標較溫和，強調經濟效益。鄧理解我的觀點，在這方面沒有衝突。在改革方面，（胡）耀邦跟我基本立場一致。我倆都充滿熱忱，但在個別步驟、態度和方法，特別是速度上，耀邦比鄧更激進。
陳雲同志對開放政策深感不安，跟鄧小平的分歧頗為明顯。原本計劃沿海地區有多個經濟特區，包括上海及浙江省，但陳雲指那些地區不會成為經濟特區，因為這些區域出了名多機會主義者，透過絕頂技巧，即使只有很小的機會，都可以從籠子撲出來。
霍英東教租地發展城市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戴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別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國政府有甚麼可怕的呢？」』
大約是1985或1986年，我跟（香港愛國商人）霍英東談話，提及我們沒有資金作都市發展。他問我：「你若有地，怎會沒有錢？」我覺得此話很奇怪。有地是一件事，缺乏資金是另一回事，兩者有甚麼關係？他說：「市政府若有地，他們應獲准將部份租出去，帶來一些收入，再讓其他人發展那塊地。」
當然，我知道香港的建築物及街道是如何快速建成，一處地方如何快速變化，但對我們來說，那非常困難。我認為他說的有道理，所以我建議他去上海，跟市長及黨委書記談談。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去。他的觀點啟發了我的思考。
經改追求人民得到實惠
『也許有人會問，你過去在地方工作，怎麼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那裏，開始也不是很清楚。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來北京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明確地不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決人民付出了勞動，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這就是我的出發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3%就不得了，而我們經常增長100%，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我當時觀念裏沒有甚麼模式，沒有系統的主張。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有這一條很重要。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人民得到實惠。為了這個目的，摸索來，摸索去，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逐漸走出了一條路。』
中國如何會採取漸變主義？我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經濟的10年，我們奉行逐漸過渡。這個有兩方面。首先是出現一個新的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系統以外逐漸成熟。另方面是減少計劃經濟部份。改變不是即時的，而是由小量微細的改變開始，逐漸涉及較大的改變。
融入國際市場才能現代化
很多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成效欠佳，付出要求很大，但回報很小。除了經濟制度，還有其他問題，例如閉關政策，令自給自足變成絕對美德。這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被政治化。但所有例子都證明，只有在開放政策下，我們才可以利用所擁有的，透過交易獲取我們需要的。
各個地方和社會都有它的強項，即使貧窮地區都有它們的優勢，例如廉價勞工。這是國際競爭的大好處。所有東西都靠自己，結果是做不到自己最擅長的，我們亦因而承受過巨大損失。我越來越明白，若一個國家關閉起來，不融入國際市場，或不好好利用國際貿易的好處，最終只會落後於人，沒有可能達致現代化。
加快沿海地區發展，不只有利沿海地區，更會推動全國經濟，包括內陸省分。沒有沿海地區的發展，所有流動工人要去那裏找工作？沿海地區發展了，勞工密集生產的規律就會在全國實施，轉移到勞工更便宜的地區。勞工成本開始在沿岸地區上升，生產工作就要被迫作出調整。
所以，我們不可以全國單一速度發展，而是需要由一個地區帶動另一個地區發展。全國單一行動代表沒有一個地區能較快發展。沿海地區是中國一部份，它們的長處若得以利用，全國都有益處，包括中部和西部地區。以整體發展觀點看，有需要優先發展沿岸地區。
司法制度獨立才能肅貪
我越來越明白到，「保持清廉」很重要。若忽視了，就會給那些反對改革的人口實，同時會令人民不滿。後果可以很嚴重。同時，我們亦可利用反貪，作為深化改革的機會。由於這些問題在新環境下出現，不能以舊方法解決。首先，必須理解這些問題的成因。只有這樣，我們才可對症下藥。貪腐一般在經濟文化發展到某一階段時出現，但之後，當公務員及執法人員的素質提升，他們的薪酬及福利增加，情況就會改變。今日的香港跟以往很不同。同樣的情況，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發生。另一樣很重要的，事實上亦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及法治。假如沒有獨立的執法機關，而執政黨又有能力干預司法制度的話，貪腐問題將永遠無法有效解決。
－議會民主制實現現代的法治－
鄧鄙視權力受監察的制度
由1980至1989年6月4日之前，鄧小平重複提及反對自由化。另一方面，他又說了多次，政治改革是必須的。那樣改革應該怎樣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實踐呢？
大部份人對於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思想的印象，均來自1980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批評官僚主義、權力過度集中，以及愛國主義，這些都是當時中共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指出，這些問題的根源存在於原有的制度；好的制度防止了不良分子任意妄為，不完善的制度則限制了人才實現良好願望，甚至把人才推向相反方向。
有些人覺得鄧小平在政治改革上只是信口雌黃，為了給人民一個好印象。有些則相信鄧小平的政治改革永遠不能實施，因為他們都會被（政治）情況或反對勢力阻撓。我相信這兩種想法都缺乏證據。
鄧小平很推崇一些專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很鄙視權力受監察及平衡的政治制度。他有一次跟南斯拉夫的訪客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其中一個最大優點是，當一些東西已經決定，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即時落實，不似得國會民主程序那樣複雜，進退兩難，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胡耀邦沒下台政改可向前
胡耀邦被鄧小平多次指控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因而被迫下台。人們對胡耀邦的印象，一般都是改革派及民主派。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是怎樣的呢？他提出過甚麼？
毋庸置疑，耀邦尋求過民主。即使他沒有觸及一個特定的結構或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模型，我相信如果他仍能繼續出任黨和國家的領導──以國家及海外的世界趨勢而言──他定能在政治制度現代化及民主化的路線上，把中國政治改革推動向前。
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1978年）之後，我的精神集中在經濟改革，忽視了政治改革問題。即使我在四川的時候，實現了擴大企業自主，我仍然從沒想過怎樣實施政治改革。一位陝西工人曾寫信給我，說他閱讀過我的多次講話，相信我在經濟事務上是一個改革家，但在政治議題上是個保守派。
社會主義國家需法治非人治
直至1985、86年，我的思想才改變。我受到更廣的國際環境，及東歐出現的情況影響。而改變的主因是，我發現為了經濟改革的前景，有需要政治改革。當經濟改革深化，黨內保守勢力的阻力更加嚴重。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持續。（1989年）我跟（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說過兩點：第一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會變，但它的管治方式必須改變；第二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行法治，非人治。
首先，我們需要提高黨與國家決策的透明度。戈爾巴喬夫說這是「開放」，我們叫做「透明」。黨與國家的重大活動與決定需要公開，這樣可以改變長期存在的黑箱作業、公眾只知道最後決定的情況。政府宣佈了決定就付諸實行，但人民不知道決定的過程。這是很重要的，人民有權知道。其次，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多元的對話渠道：跟不同的社會派系、勢力與利益團體。作出重大事情的決定之前，應該與不同的社會組織持續的諮詢與對話，不是只跟其他政黨的代表人物對話一次就作決定。
中共元老怕政改失去政權
第13屆中共黨大會（1987年），我們不僅討論了經濟改革，也討論了政治改革。我們提出如何改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那時候，政治環境較寬鬆，形而上學與理論研究、文化與藝術都很活潑。與此同時，十年改革期間，我們受到西方的價值、概念與政治制度的影響。再者，蘇聯針對政治異見人士的政策已經開放了。所有這些事情都鼓勵着中國知識分子、青少年和年輕工人要求更多民主。
然而，第13屆黨大會之後，政治改革變得困難了。首先，黨內的元老，包括鄧小平同志，對經濟改革有不同意見，但對政治改革只有一個意見：他們反對改變現有制度的基礎。他們害怕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會導致共產黨的權力被挑戰，因而削弱了黨，甚至導致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幾乎沒有黨元老支持這種改革（執政者須接受監察），現實是，政治改革陷於停頓。這樣造成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民對民主及政治加速改革的要求越趨強烈；另一方面，第13屆黨大會以來，從來沒有政治改革的行動。黨的意向與人民的要求、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要求，出現了鴻溝。
李先念反趙行動非常積極
李先念在「反趙」行動中非常積極，他既是前線人員，也是幕後主腦。1988年10月，第13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曾有計劃公佈架構重組。但王震（黨元老）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出批判。我沒有理會。
那次事件之後，葉選甯（葉劍英之子）告訴我，王震當着他面前極力告發鮑彤，說他是支持製作《河殤》的無賴──這是王震從李先念口中聽到的指控。
事實上，這是完全虛構的。鮑彤從來沒有幹過任何與《河殤》有關的事情，甚至說過關於《河殤》的話。
王震沒說的比說了的更多。當李先念提及鮑彤，實際上就是在說我，暗示我支持了《河殤》。王震本人可能不高興《河殤》，李先念則藉此機會把我連繫上來，激發王震對我的怒意。為了激發元老對我的不滿，李先念揑造事實也在所不惜。
六四之後，當他們在報章刊登了對我的批判時，《河殤》是一個主要話題。
很多指控都是完全虛構的，例如說我曾支持《河殤》的製作，說我下令把影帶發佈至全國，並遏止所有批評製作《河殤》的聲音。所有不是正確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逆之亡
當然將來有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
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如果我們按良心做事，對黨、社會和人民都有好處，任何其他方式都會有害。
潮流不可擋，適者生存。
正如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我相信現在是認真解決問題的時間了。
編者按：
文章摘譯自《PRISONEROFTHESTATE》，『』內字為《國家囚徒》中文版原文，分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