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中傷我以權謀私－
改革不能避免物價
第13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國內外備受好評，也令全國人民充滿希望。1987年的經濟比往年為佳，國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迹象顯示會繼續平穩發展。假如我們依照過去幾年成功經驗，繼續有關措施和政策，1988年會持續改善。可惜事情並非這樣。取而代之的是，好的變成壞的，到最後情況相當糟。
物價飆升是1988年的逼切問題，這是改革過程中不能避免的。1988年首季物價續升，特別是食品價格，原因是前幾年農產品產量一般。我們的方法也有問題，因為我們沒按市場守則。穀物價格提升了，但肉類和蛋類沒升，導致短缺。我們考慮幾年內提升物價至正確水平，同時提高工資，但事後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雖然雙重定價制度製造了許多磨擦和貪污的機會，但亦為經濟帶來活力。我們明白價格改革至關重要。但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必須循序漸進。8月份，我們在北戴河討論價格改革，立即有報章報道會有加價。我們忽略了儲蓄的問題。這本是常識，但我們當時欠缺經驗。民眾開始恐慌，湧到銀行提款和搶購貨品，引致短缺，令經濟情況看來似乎變壞。但事實並非如此，主要問題是心理因素。另一問題是對價格改革的不當報道。後來，當存儲價值保證措施推出後，存款就回升了，情況迅速穩定下來。這證明經濟並沒重大問題。
提五年整物價工資
擠提和搶購潮引致全國恐慌如浪潮湧至，各個主要城市都很緊張，黨內外批評聲音增加。這令我們高估了經濟問題嚴重性，以為通脹率飆升。1988年我們決定將重點從改革改為「調整及重組」，想穩定民眾，但效果極之負面。李鵬和姚依林等人一直對改革有疑慮，「調整及重組」口號一出，他們立即收緊各方面的控制。幾個月後，經濟放緩，這一輪收縮終於持續兩三年。到1992年鄧小平南下，批評「調整及重組」，經濟立見起色，這亦證明之前經濟情況並非真正嚴峻。這段時期有兩個重要課題需重新考量：一是在雙重價格制度下，改革必須循序漸進；事後回想，一切同時進行的基本方針都錯了。二是在擠提和搶購潮後，高估了經濟嚴峻情況。改變方向並不當，應是加深改革以穩定情況。問題是我們對價格改革的想法。我們試圖強行突破，以為市場轉型隨後會完成。此外，價格改革的時機和公佈都錯了。設計、討論和落實價格改革的整個過程間，有些傳媒報道鄧小平的說話，另一些報道我的評語。這令焦點放在這問題。報道都說改革容易的部份完了，現在要搞定價格，這些都令人民恐慌。終於令反對改革的人有機會造成持續幾年的經濟滑落。
經改恐國企虧損
我在1988年5月1日提報告，提出應在五年內調整物價和工資水平。國務院草擬了詳細計劃，交回政治局審議。鄧小平一直支持價格改革。他曾公開說需要突破，我們要克服困難，又說問題不是太急進，而是躊躇。我知道他擔心國有企業虧損和希望減少國家津貼。當然，若我們指出一些政策太難實行，他不會勉強。所以1988年試圖進行價格改革，責任不在他，完全在我。到最後，我提出押後改革，這也得到鄧的同意。
我們原本在1988年計劃了重大的改革和開放。87年底提出了海南經濟特區，擬出企業法；我提出讓大型和中型國企採取自由管理，自負盈虧；87年冬，也是沿海發展策略提出的時候，我提議將廣東省作為改革政策試驗場。
假如這一些都順利展開，就會有進一步改革和開放。可惜，因為價格改革失誤，整個改革都受挫。現在回想，我仍非常惋惜。
李鵬和姚依林利用「調整和重組」的機會，恢復老法子，把改革完全推翻，他們發出許多規例指令，收回下放的權力。權力集中在國務院幾個人和中央委員會幾個部門手上。結果經濟迅速下滑。要不是有一些非國有的家庭生意和合資企業，全國經濟可能會陷入極大困難。
走向「調整和重組」政策後，人們相信我在經濟事務方面勢力減弱，我提的政策都沒獲得採用。一些高級同志認為我不再是總理，應專心黨務，國務院對我的工作處處阻撓。連香港報章也我已無實權，不再負責經濟事務；有謠言說我將丟掉總書記的職位。「調整和重組」也令人以為經濟改革遇上嚴重問題。
一些高級同志要求政治局常委會──意思是說我──負起責任承認過錯。這期間我從許多渠道聽到有一群元老寫信給鄧小平，說我不夠資格，應下台。這期間鄧曾多次說「中央領導層架構不應改變」。
說我子女賣車賺錢
一些黨元老與李鵬等合作，1989年春節前，李鵬和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帶頭批評我，又問了好多奇怪問題，想整我。
姚從來不說不含糊的話，這次他卻很清楚直接，顯得無畏。他和李鵬背後，一定有人支持。
還有謠言中傷我和家人。有人說我的子女以權謀私：賣彩電、汽車等賺錢。這些全是捏造的謊言。後來我下台，他們急急展開調查，但甚麼都查不到。
以前我鮮有這類謠言，為何在1988年下半年突然冒出？這不是意外，而是抹黑我的陰謀，要破壞我的改革派形象。
鄧對我的態度變了
1987年前我任總理，主要負責經濟，不多參與政治。我比較慎言，胡耀邦卻不同，他在意識形態上較自由。黨內保守派主要針對他。他們覺得我相對中立。
我當上代理總書記後，首先處理的是反自由化運動。他們列出名單，要批評這個那個。我不喜歡這種文革般的行為，加以阻止。結果六四事件後我為此被批評。
還有幾個件令左派特別不滿我，包括令鄧力群丟了中央委員工作；左派結論是我「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調整和重組」提出後，他們認為我毀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於是散播不利我的謠言，展開「倒趙」運動。
六四前，鄧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後情況改變了。因為我和鄧對於如何處理學生示威的方法意見不一。鄧對我的態度變了，反對我的元老終於得到鄧的同意，他們一起決定要讓我下台。
－鄧小平要免去胡耀邦－
他最後不信胡耀邦了
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辭職，其中一個說法是鄧小平受黨內元老壓力，要棄胡保趙，但我不認為這是真正原因，當然不少人曾在鄧小平面前力數胡耀邦的不是，但鄧小平放棄胡耀邦，並非被人誤導或受壓而作出妥協，而是他對胡的態度逐漸改變，到最後不再信任他。
由1980至86年，鄧胡的分歧逐漸擴大，其中我特別要提反精神污染運動，我認為胡處理此事的手法，深化了兩人的衝突，鄧支持這場運動，但耀邦一直有所保留，希望平息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減少國際輿論的負面影響，他曾說過「清除精神污染」的口號並不恰當。
1984年6月28日，鄧單獨向胡啟立說，指耀邦未能堅守四個基本原則。1985年7月，鄧小平指出真正問題是自由化趨勢不斷滋長，我認為鑑於鄧多次強調這問題，書記處有需要召開會議以作回應，我向耀邦提出建議，但他只說要到新疆，未有慎重看待。
1986年9月，共產黨12屆六中全會上，大家提出要在精神文明建設決議中，加入反自由化字眼，耀邦對此未有明確回應，但之後鄧小平非常認真地說：「我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比任何人都多，我們不單現在要提，未來十年二十年也要繼續提。」
由於會議由耀邦主持，他模稜兩可的立場令鄧在最後關頭介入，他明顯是對胡耀邦不滿。但其實在這事件前，鄧已打定主意要除去耀邦，他已計劃在第十三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重組領導層，平穩過渡。
胡見陸鏗令鄧小平憤怒
耀邦接受香港記者陸鏗訪問，也影響了鄧胡二人的關係，鄧認為耀邦在此事上非常不恰當，陸鏗貶低了我們的國內和國外政策，他感到很憤怒。
耀邦在1987年請辭，但早在1986年夏天，鄧已打定主意除去他。
1986年12月，多個城市爆發學生示威，在上海，有示威者更衝擊政府大樓，鄧小平對此大為震驚，他召集大家到他家開會，指學生示威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後果。其實鄧是要將這責任推給耀邦。
1月4日，我收到通知到鄧的家中開會，他向我們展示一封信，是耀邦的辭職信，信中他提及自己的警惕性不足，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未能確切執行四個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運動，令自由化氾濫。其後鄧表示要以軟方法處理耀邦的辭職，務求將影響減至最低。1月16日，我獲委任為代總書記，但我表明我不適合擔任此職，希望盡快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反自由化老人勁頭很大
當時也有輿論指我曾寫信給鄧小平中傷耀邦，有人甚至指促請鄧小平除去他，這絕對不是事實，1984年我曾寫過一封信，提到如何改善中央領導層體制，完全與耀邦無關。
首先我要談談在耀邦1987年辭職後發生的反自由化運動，我在1987年的行動分為兩階段，1至4月，我要在全國推行反自由化運動；第二階段是由5月至十三大展開（10月），在這期間，我要重新強調改革，嘗試避免左傾。
而在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耀邦辭職後，正面臨着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在這情況下不反是不可能，當時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線，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
『而我如何頂得住這勢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不使擴大化，不涉及經濟領域，盡量縮小範圍，減少一些思想混亂，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要不要處理人、傷害人，如何少處理人，不過多傷害人，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頭痛的問題。
反自由化以來，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極左勢力很大，想整很多人，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嚴肅處理，王震等也是如此，鄧力群、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在這情況下，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少傷害人，保護一些人，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
一開始，在制訂中央四號文件時，為了少傷害人，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的人作出嚴格的規定。文件提出：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並且應經中央批准。還指出，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人，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同志式的批評，允許保留意見，採取和緩的方式。
我在宣傳部長會議上和其他場合還講了在思想文化領域要團結絕大多數人的問題，指出包括有這樣或那樣片面錯誤觀點的人都要團結。我還指出，在從事思想理論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既鮮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熱心改革開放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些過的話，出格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
我當時有意識地強調反自由化時把有點自由化錯誤的人和有點僵化保守的人，都說成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就是為了盡量避免或少傷害人。』
在1987年籌備十三大有兩大重要事情，一個是草擬政治報告，另一個是填補領導層空缺，當我開始草擬政治報告。早在5月21日，我去信鄧小平，提議在政治報告中使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系統地涵蓋理論、原則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作，此外還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報告很快獲鄧的批准，並說大綱很棒。
走國情社會主義救中國
這些年來，改革證明是正確和必須，也證明了推行蘇聯的傳統社會主義，窒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生產力，這是左傾錯誤。我們只要採取適當政策和適合中國國情的路線，才能救中國。
『但是我們已經實行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應該給個甚麼說法呢？
一種說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該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義，一種說法是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
這兩種說法雖不能說沒道理，但必然會引起很大爭論，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混亂。特別是這想法不可能得到通過，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夭折，因此不能採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提法最好。它既承認、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可以大膽調整超越歷史的生產關係，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
編者按：
文章摘譯自《PRISONEROFTHESTATE》，『』內字為《國家囚徒》中文版原文，分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