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9年六四說到反23條立法的50萬人，說到2012年的普選希望，王軍濤叫香港人別灰心。這位六四後被監禁了四年半的流亡美國民運人士認為，北京根本不想香港搞民主，但香港人還有改變北京政府的空間，還有平反六四的空間。
記者：蔡元貴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香港人每年六四晚上吶喊，六四精神與民主訴求不可分離。王軍濤相信，中國沒有民主的話，香港也沒有可能出現民主。他在美國紐約接受本報訪問時說：「大陸會幫香港搞好經濟，就像大陸希望在中國各個地區都把經濟搞好一樣，但是在政治上，它不會給老百姓權力。」
反23條見證人民力量
可是香港人不應就此放棄，王軍濤認為，香港人仍有能力推動中國民主：「當然香港人可以影響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你看這2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成份變化很大，它的政策搖擺性也很大，包括對香港的態度，對中國老百姓、對很多政治上的話題等等。我們以前覺得是敏感的話題，到了現在已不再敏感。」
「共產黨原來就是一些名不副實的東西，通過你的爭取，多少可以真實一些。」王軍濤以香港人推翻23條立法為例，說明人民力量的作用：「譬如說曾蔭權連任後表示不就23條立法，為甚麼採取這個態度呢？我不是說曾蔭權比董建華好，是因為有50萬人的遊行。」
現年51歲的王軍濤，1976年曾因參加天安門四五運動被捕。這位《北京之春》前副主編其後於1989年參與民運，獲推舉為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負責人，同年10月被捕入獄。1991年2月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兩項罪名被判刑13年。至1994年4月獲得保外就醫，流亡海外。
領導人是機會主義者
說到中國政府，王軍濤指出，中國共產黨現在並不是完全沒有改變空間：「領導人都是一批機會主義者，沒有理念的。有人問我，一個獨裁政權憑甚麼來改革呢？我說如果你把黨想成一個singleperson（個人)，它不會改革，為甚麼？改革不符利益。但是黨從來不是一個singleperson，它是一群人的組合，在這裏面，老大跟老二的利益是不一樣的。」
「如果有一個話題，譬如說是搞民主自由，符合老二的利益，老二可以用它去挑戰老大的時候，老二肯定願意，那怕這是傷害黨的利益。」王軍濤說，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人如果能夠鬥爭，共產黨高層會有一些人呼應香港人的要求。
同樣道理，王軍濤相信政府可能在不情願下平反六四：「譬如說葉利欽（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後成為俄羅斯首任民選總統），就是靠共產黨解散才能生存。從利益出發，共產黨將來有人可能會平反六四，他不見得為了同情六四死難者，但是他要利用六四這個牌子去打擊當權者。」
到底香港人抗爭有沒有用，王軍濤說有用。至少香港的特首和各級官員，要是認為某些事不能辦，會跟中央去談判、去討論：「中央其實對香港的態度也不穩定，他們有個認識過程。你看他們能搞《基本法》、甚麼一國兩制，這個過去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想像。」
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王軍濤只有一點擔心，就是香港人的政治文化跟大陸人的差距太大。因為香港人長期在相對自由的社會生活，不太明白大陸的遊戲規則，不太容易掌握重點。他以2003年內地政府向港府隱瞞沙士疫潮做例子：「當時的衞生署長（現任世衞總幹事陳馮富珍）就問廣東省是不是有沙士，廣東省馬上訓她，你為甚麼散播謠言？好了，她就馬上向媒體堅持沒有沙士。後來香港官員要抱怨大陸官員說，你為甚麼騙我？大陸官員說你儍呀！那個東西要悄悄弄呀，那是共產黨的政治決策，你問我，我能告訴你實話嗎？」
香港人爭普選，王軍濤表示審慎樂觀：「大陸想香港好，因為香港好對他們好，面子上也好，所以它有空間（改變）。但是呢，香港人不一定能用好這個空間，大陸又黑又黃這種官場文化，香港人不太清楚。所以我會像毛澤東所說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未來展望
「我做的一切 都為了回中國」
「我現在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一天能回到中國。」王軍濤離家15年了，現在居於新澤西。這位先後在哈佛與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的政治學博士，97前曾悄悄來港兩次，感覺是：「氣氛很好，很方便。」
香港政府回歸前後有沒有分別？回歸後香港還是不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看一看香港政府對王軍濤的待遇就清楚了。他在95年來過香港兩次，都是在沒有證件下來港低調觀光。
「我有空間做事了」
離家15年，中國封鎖海外民運消息，王軍濤的名字在內地相當陌生。他說：「有天有人跟我說，中國20歲以下的年輕人都不認識我了。我說這是好事，共產黨就對我放心了，我有空間做事了。」
六四20周年，王軍濤坐在紐約法拉盛（Flushing）民運組織「北京之春」總部接受記者訪問，他說很感慨：「我們本來不應該坐在這兒的，我們本來應該坐在一個更好的地方，這個是有點滄桑感。但是我認為，做事總得盯着前方幹下去，不能想太多。也許當要辦的事都辦成之後，在西湖上泛個舟，弄一壺酒，請幾個朋友喝着，回想着過去那麼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那時候再想吧！」西湖位於中國杭州，看來王軍濤還是個樂觀的民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