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儂 自由撰稿人
吸取沙士教訓，特區政府在對抗豬流感時表現得雷厲風行。自從早前證實了一宗墨西哥旅客的確診病例後，灣仔維景酒店即時被全面封閉隔離。
實行醫學隔離，目的在於遏制病毒擴散、在社區爆發等「最壞的情況」，但這樣的措施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既有相當良好的遏制效果，同時也對被隔離者的人權自由造成嚴重傷害。
是否必要值得商榷
現代法制觀念告訴我們，為了國家安全及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在非常時期限制人民的自由。但是，甚麼時候才是「非常時期」？誰來定義「非常時期」？如何在顧及公共利益及防止政府濫權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在這個恐怖襲擊與奪命疫症近在咫尺的時代，以上有關人權自由的問題必將引起一番爭議。
經濟學上也有「信息不對稱理論」（AsymmetricInformationTheory），政府掌握疫情資訊必定多於一般市民，是故界定「非常時期」，以及實施「非常手段」，具有凌駕的優勢。
最近，政府實施維景封鎖隔離措施，動用數以百計警力，再加上為數眾多的醫務人員，對酒店內近三百人進行為期長達七天隔離，可謂興師動眾。更何況，被隔離人士絕大多數都沒有任何病徵，也未見與確診病人有過接觸，如此這般的醫學隔離是否必要，實在值得商榷。
實施醫學隔離的一大困難是，由於接受隔離者要被限制行動自由，因此一些人會逃避隔離。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都不願實施醫學隔離，因為這種做法是為了群體的利益而限制個人自由。墨西哥、美國和歐洲等地的政府在遏制豬流感病毒蔓延方面一直避免使用隔離手段。
相較之下，亞洲許多國家與地區更願意接受隔離的做法。例如，過去一兩個星期內，即使中國內地並未出現豬流感確診病例，上海、吉林等地的政府還是隔離了幾批來自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的旅客與交流生。
結果是，有些被隔離的境外人士直言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更要勞煩他們國家的外交部出面交涉，甚至乘搭包機回國，事件幾乎釀成外交風波。
須平衡人權與防疫
作為新流感的焦點國家，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說：「我呼籲各國停止歧視性待遇，停止專挑墨西哥人的行徑。」而該國外交部次長胡安．戈梅茲也在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新流感的會議上指摘，強行隔離無感染症狀墨西哥人違反人權的歧視性做法。
雖然全球性的豬流感有喘定迹象，但是下一波的疫潮有可能再度「殺埋身」。如何應對新環境、新變化，政府必須吸取經驗，慎用有勞民傷財之虞的大規模醫學隔離措施。惟有這樣，才能避免新一輪的恐慌，在維護市民的人權自由之餘，又能夠有效防止疫症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