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Croce,1866-1952）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他的意思是：歷史是由當代掌權者去詮釋的。歷史真相難以呈現。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Orwell,1903-1950）更說得露骨：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
以控制過去並控制將來詮釋歷史，中共藉由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推動新一波愛國主義教育。五月二日，胡錦濤為「五四」定調，說「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接着，在九常委全部出席的「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大會上，主管宣傳的李長春更進一步說，「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把愛國主義作為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就是「弘揚五四精神」了。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也寫了篇紀念五四的文章，緊跟中共黨意，提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五四精神』」。文章說，「在香港，由於歷史的原因，人的眼界和胸懷都難免受到限制，習慣從香港的視角去看中國，用香港的尺度去量度神州大地事物，這難免偏頗，失去準繩。」
稍稍涉獵一下五四歷史的人，都知道，五四精神正是由一批曾留學外國或從外國論著中了解民主、人權、科學之可貴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辦刊物引進西方啟蒙思想而發祥的。中共創始者陳獨秀，在1915年創辦《新青年》，就舉起「民主」、「科學」兩面旗幟，猛然抨擊封建主義舊文化、提倡新文化。若當年的五四先行者不是以境外的視角去看中國，以外國的尺度去量度神州大地事物，會有五四運動與新文化嗎？甚至會有毛澤東所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嗎？
在中共扭曲五四精神的詮釋下，今年五四後幾天，全國出現了些怪現象。據博訊新聞網記者了解到，從北到南，不完全的統計，竟有超過60起因寫紀念五四文章、或者小範圍聚會而遭到警察偵訊、驅趕、單位批評（甚至威脅要開除），而這些只是記者通過網絡和熟人聯繫到的微不足道的情況。
九十年前的五四，是青年學生呼喚民主、科學、自由、人權的運動，而九十年後紀念這個運動的掌權者，卻壓制人民申述這個運動初衷的文章與活動，豈非咄咄怪事？
據聞在五四紀念日到來前，中共宣傳部門沒有給各大網站及媒體下封口令，結果很多知識人和青年寫文章紀念五四，而探索的五四精神主要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後中共為五四精神定調為愛國、愛黨之後，中宣部才急急下令各大媒體（包括網絡）拿下不符合定調的紀念文章。可是，很多文章已經出籠了，於是出現各地黨委清查五四文章、聚會的怪事。
九十年前的五四固然有反帝、愛國意識，但絕不愛當時的政府。現在把五四的「愛國」剽竊為愛現政府，遂帶來對闡揚五四真義（民主、自由）的壓制。
內地一網文提到：五四運動的一個嚴重不足，恰恰是將人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使人更徹底地依附國家。他們以為國家得救了，卻忘記救亡國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人，是對人的救亡。而犧牲人來挽救國家的結果就是：「當竊國者宣佈國家得救了的時候，在這個國家生存的人，卻淪陷了。」五四時「覺醒」的部份有力人士，「從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導到以國家主義壓制個人自由的邪道，從學習英美文明正道引向『以俄為師』的岔路。」今天的愛國主義，實際上是國家主義。所謂國家主義，就是要所有國民放棄自我，服從國家至上的信念。
筆者日前為文的題目是：《對領袖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有網友在留言上寫：「對人民無情，是『偉大』領袖的標誌」。盛哉斯言。前者是愛國主義，後者是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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