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最黑暗的時代來到澳洲，我能說一句問心無愧。」孫立勇說的黑暗時代，是六四後北京政府持續秋後算賬、關押政治犯的陰森歲月；問心無愧，是因為他也為着平反六四坐過七年監，流亡海外仍忘不了支援在祖國受苦的良心犯人。 記者：蔡元貴
孫立勇今年48歲，80年代初畢業於北京公安學校，獲分派到北京市公安東城分局工作。87年離開公安隊伍，原因是：「我不聽話，我在家不聽父母，在單位不聽領導。」八九學運爆發時，他在國企北京北辰集團任職保衞工作。
89年4月，孫立勇在新華門門口看見群眾運動，受到感動，覺得他們呼籲改革，給百姓自由，很正確：「我沒有直接參與組織運動，只是給學生運水、捐款。因為天安門廣場很多便衣，都是我同學，都認識我，如果我做得過份，會有麻煩。」
「為了女兒的自由」
六四屠城始於6月3日晚，當晚孫立勇一度抱着兩歲女兒往天安門跑。「這時候廣場高自聯那些學生就號召市民堵軍車，我不能抱着孩子去拼，所以我又抱着孩子想回家。」回家途中，他聽到槍聲，又看見老百姓擲石子、擲酒瓶。他把孩子送回家後，又跑到附近醫院，「裏邊已經有些死人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六四以後，政府秋後算賬，很多人被迫寫悔過書，北京一片黑暗。孫立勇覺得這時候反而應該站出來，於是89年底開始籌備，創辦地下民運刊物《民主中國》，後來叫《鐘聲》，90年3月出版第一期。
《民主中國》主要有三個訴求：（一）要求平反六四，撫慰死傷者；（二）要求人大常委成立法庭審判屠殺者和屠殺的指揮者，還中國老百姓一個公道；（三）爭取選票出政權，還政於民。他自己購置影印機印製刊物，然後寄給中共各政要單位，讓領導人知道民間的反抗聲音還在。
「我準備隨時進監獄，但這種東西總得有人去做。後來有人問我為甚麼做，我說我是為了女兒，為了她將來的自由；我們不流血，她們以後就沒有自由了。」
91年4月，跟孫立勇一起辦報的戰友被抓。不多久，孫立勇向當年出身的東城公安分局投案。他覺得戰友被抓，自己跑掉，不是他做人的原則，也對不起戰友的父母和子女。91年5月，孫立勇被送到秦城監獄，被判有期徒刑七年。他說，坐牢期間被有組織虐待，遭同囚的犯人毒打，又曾以「監獄內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關禁在小到無法站直的「小號」牢房裏長達183天。長期鎖上腳鐐，孫立勇現在雙腳仍留有瘀紅的傷痕。
98年出獄後，孫立勇始終沒機會重過新生。他曾辦書店，卻被政府騷擾，無法經營。孫立勇一直找機會逃出國外，02年嘗試來港，在羅湖橋被拒絕出境。04年，孫立勇跟有關單位談判，終獲發出旅遊簽證，讓他前往澳洲。到埗後，孫立勇成功申請政治庇護，從此移民澳洲，逃離祖國，「像我這種人，他們（中國政府）希望你走，眼不見，心不煩。」
流亡澳洲助政治犯
政治上得到解脫，但經濟上仍然刻苦。他英語水平欠佳，在悉尼定居後只能打散工，當搬家工人，時薪15澳元，在悉尼只能買五杯咖啡：「我最好的青春都在監獄裏度過了，命運呀！」
儘管如此，孫立勇爭取中國民主的熱情從沒冷卻，他在悉尼成立了「中國政治及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在澳洲籌錢，為中國政治犯家屬提供經濟支援：「我希望做一座橋樑，把澳洲華人與中國政治犯聯繫起來。」
秦城記
要為冰山中的人說話
98年獲釋至04年移民澳洲期間，孫立勇始終沒有再踏足天安門，「這地方灑滿鮮血，我們為死難者做過甚麼了？我們有甚麼資格踏進去？」他現正撰寫獄中自傳《走過冰山》，計劃在六四20周年前出版。
孫立勇說，六四後被捕入獄的抗暴者，僅在北京便有幾百人，他們未受到國際關注，大部份十八、九歲被關進去，判了重刑，有些判20年，有些甚至被槍斃。至今北京仍有六人在柙，他們有些因為做了燒坦克等抗暴行動，判了死緩，他的著作《走過冰山》就是要為他們說話。
「冰山」是指監獄、也指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制度，冰凍了人類的良知。94、95年間，美國發表中國人權報告，題為《冰山一角》，提及當時正在秦城坐牢的孫立勇，讓國際社會驚覺中國對待六四抗暴者的行為。
不齒華人態度冷淡
今年六四，悉尼的華人社區會組織汽車慢駛遊行，悼念六四。悉尼每年六四燭光集會，只有七、八十人出席。孫立勇相當不齒一些澳洲華人對六四的冷淡態度，「六四後澳洲接收了四萬華人，現在他們不管這些（平反六四）了，很多人還已經回國跟共產黨做生意。他們都忘了對自己國家的責任，99%都忘了自己怎麼拿到公民身份。你能夠生活在沒有恐懼的國家，是因為六四的鮮血啊！」本報記者
部份六四至今仍在囚人士
苗德順 89年7月被捕，控以縱火罪，被判死刑，後改判死緩，98年再改為20年有期徒刑
劉智華 89年參與罷工，被判囚終身，93年獲減刑，需服刑至2011年
常景強 89年被控以反革命傷害罪，判無期徒刑
王軍 陝西民工，被指89年4月在西安的騷亂中擲石、燒車，被判死刑，後判緩刑，再減刑4次，今年底刑滿出獄
註：估計總共有近100人仍在服刑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支聯會、國際特赦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