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的季節，我既不嚮往京都，也不心癢荷蘭一望無際的花田，只希望抽出幾天去倫敦玩玩。八十年代末需要到康城影展公幹的日子，忙過烏天暗地的兩星期，總趁轉機的空檔短暫逗留英京回回氣。投宿在伊斯靈頓一位朋友家裏，每次見面他都搓搓手，一臉無奈說：「可惜來晚了，對街的黃水仙又剛剛凋謝了。」失諸交臂次數太多，本來不特別渴望的，累積成慣性的遺憾，彷彿八字生得不好，差那麼一點點永遠修不成正果。不過真去看了，就連疙瘩也沒有了──時不時抱怨幾聲，生命好像比較富色彩。
最近這幾年才漸漸明白，英國人如此醉心園藝，其實是存在主義最草根的體現，種花着重在那個「種」字，賞花說到底是無關宏旨的額外花紅。與我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機心完全不同，絲毫不帶對後代子孫的焦慮，而是自己顧自己，看着泥土裏的種子一天天茁長，悟出在宇宙跟前必須低頭的謙和。流轉的四季，什麼時候萌芽，什麼時候欣欣向榮，什麼時候枯萎，都有不可違背不可瞞騙的定數，春去秋來，然後便是嚴冬。DerekJarman在《花園》語重心長交代的，大致也正是這種淺顯的智慧吧？奇怪當時一點都聽不懂，反而蕭菲紀蓮一說退休後歸田種花，馬上豁然開朗。
啊，講起Jarman的花園，倒比黃水仙更應該專誠去看。去年十月吉隆坡朋友遠道而來，除了聽賴納柯翰演唱會還去了Dungeness朝聖，寫信向我報告行蹤，蹲在鄰近國家無所事事的我，拖三拖四迄今沒去過，只好暗叫一聲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