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下一代】蘇兆禧剛滿9歲，讀小學三年級。學校老師叫大家畫一幅畫，題目是《中國》。同學都畫奧運福娃、國寶熊貓，兆禧回家問41歲的媽媽何佩玲該畫甚麼，媽媽二話不說：「畫六四罷！」兆禧畫了天安門廣場，畫了坦克，還畫了擋坦克的中國人，孩子睜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說：「殺人就不對。」記者：陳沛敏
去年10月，北京剛舉行完奧運，又慶祝國慶，就讀協和小學的蘇兆禧回家告訴媽媽，老師叫他們畫一幅關於中國的畫，他不知畫甚麼，問媽媽的意見。媽媽上網找了一些89年的新聞照片，包括王維林擋坦克的畫面，建議兒子不如畫六四。
「下一代唔知乜事」
媽媽事先還向兆禧簡單講解了六四的歷史，「如果有同學問佢畫啲乜，佢可以將個訊息帶畀其他同學。」結果，同學沒問，老師也沒有反應，「我有心理準備要見家長，點知又冇。但老師又冇畀分，唔知其他小朋友係咪都係咁。」兆禧的其他圖畫、勞作，有的拿「A--」，有的是「B+」。
身為母親，何佩玲認為教育最基本就是教導下一代明辨是非黑白；學校做不到，家長就有責任。「家好多人都避而不談（六四），任由（中共）宣傳瞞騙，咁我哋嘅下一代，就唔知發生乜嘢事。」她指出，香港的教育制度下，大部份學校根本不會主動向學生講述六四。兆禧在學校上常識課，有關中國的只教他認識九寨溝、樂山大佛等「名勝古蹟」。媽媽預計，日後兒子上了中學，對於六四，老師也只會輕輕帶過。
兆禧話很多，訪問他時，何佩玲在旁提點，他會認真的跟媽媽說：「不如你等我自己慢慢講。」記者請他講解他的大作，他一一道來：「有個人阻住架坦克，唔畀佢前進，唔畀佢再襲擊啲人，破壞中國。」媽媽當時還教他畫上代表「哀悼」的下半國旗、包圍廣場的欄杆、天安門城樓；在圖畫的左下角，又用黑色蠟筆寫了「1989-6-4」。孩子一下子說不出城樓那個框框裏的公仔叫甚麼，何佩玲輕聲提醒：「毛乜嘢呀？」兆禧才恍然記起：「呀！毛澤東。」原來畫的是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
小孩子不像某些成年人那樣詭辯滔滔、自圓其說。媽媽問一句，他答一句。
「（六四）之前個晚上點樣㗎？」
「好慘。」
「點樣好慘？」
「啲學生好慘。好多人死咗。」
「咁你覺得大陸應唔應殺死啲人？」
「唔應該。因為你殺咗人，係唔尊重啲人，啲屋企人又會好傷心。」
何佩玲說：「雖然佢仲細個，但我都希望佢有個概念。」同事知道她叫兒子畫六四交功課，都說她「將自己嘅任性加諸個仔身上」。在這個社會，教導下一代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竟變成「任性」。
兩年前，何佩玲也曾「任性」，當時任民建聯主席馬力發表「坦克碌豬論」，質疑六四是否屠城，她跟哥哥帶兆禧上街參加六四遊行，抗議馬力歪曲歷史。她跟兒子講解甚麼是民主，暫時只能粗淺的用「少數服從多數」做例子：「好似話我哋一家人去食飯，兆禧想食越南嘢，但媽媽同婆婆想食上海菜，咁我哋就去食上海菜。」解釋甚麼是貪污：「有同學做錯事，畀粒糖你叫你唔好話畀老師聽，咁你應唔應該要？」蘇兆禧立即像搜尋犬般，從書桌下的大堆書刊中，找出一本《正直的孩子》給記者看。
「繼續做應做嘅事」
任職物業管理的何佩玲說，89年之前，她跟很多人一樣，不大關心社會、不大了解時事，但她也跟很多人一樣，在那個風球高懸、狂風暴雨的日子，走上街頭聲援內地的民主運動；在那個6月4日的清晨，看見哥哥對着電視機的畫面流淚。
何佩玲仍然記得，當年學生在廣場絕食，學生的母親一面哭，一面說為了國家，支持孩子決定。「趁香港今日仲有啲自由，我哋應該繼續做應該做嘅事。」她說，待兒子長大一點，會讓他多認識多參加香港爭取民主的活動，盡一個公民的責任。
蘇兆禧說，他的志願是長大了做火車司機，最好是駕駛子彈火車。至於媽媽的希望，是將來兒子駕駛的火車，可以在自由、公義的國度奔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