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把中篇《金鎖記》改寫為長篇小說《怨女》一定有她的想法。《金鎖記》小說的張力，極具震撼力的衝突場面比《怨女》更能觸動人心。王安憶把《金鎖記》改編成舞台劇，大概是看中小說人物有限的活動空間，帶出人生的無望無助，處境近乎荒謬，隨著而來的悲劇，無可避免。那年代，備受壓抑的女性，祇能如張愛玲筆下的長安，「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金鎖記》的七巧，在《怨女》變成銀娣。
銀娣還有她作為麻油西施的少女活潑日子，還有一個她喜歡的藥店年輕小夥子小劉，與她有過一段美好時光。小劉送她的一包白菊花，該是銀娣一生中收到最好的禮物了。
《金鎖記》中的七巧，一開始已投入那「沒有光的所在」，人生毫無指望可言了。嫁的是比潘金蓮嫁武大郎更不堪的廢人姜二爺，她這「半輩子已經完了──花一樣的年紀已經過去了。人生就是這樣的錯綜複雜。」
把兩篇小說對照著來看，《怨女》的悲哀是慢慢滲出來，教人低迴不已的，《金鎖記》則是悲喜交集，卻有著更大的哀怨，祇有小說完結前，七巧死去，她的兒子長白和女兒長安才有重見天日機會。《怨女》中的銀娣到小說結束仍然活著，「時間永遠站在她這邊」，她的女兒要逃出她的魔掌，得到解脫，更不容易了。
站在舞台中央的焦媛，由她來演繹七巧的內心世界。舞台雖小，卻足夠展示七巧不幸一生，她變得那麼計較，那麼潑辣，那麼霸道，其實她是那麼無助，那麼可憐可憫，這樣的一個人物，處理不當，會容易過了火位，變得誇張失實，會失卻那悲涼意境。
舞台太具體化了，道具太真，佈景太實，場景抽象一些，效果可會更好。演員角色演繹方法各有不同，各自說話，沒能擦出火花來。不能說他們不努力扮演張愛玲筆下的人物，是把小說人物搬上舞台，難度極高。小說細緻的筆觸，很難在舞台上展示出來，一個不小心，會吃力不討好。
舞台要把我們帶回近七十八十年前的舊社會，演員都在努力營造那年代的種種，我們卻無法有更深的體會和共鳴感，小說湧現的荒涼感，悲哀感，在舞台展示出來的祇是接近悲劇的人生，不夠深刻，因而不怎樣動人。
在舞台上處理過張愛玲作品的為數不少，愈是能夠抽象一些的，運用象徵手法多些的，包括人物和佈景，愈能帶出張的小說魅力，愈能打動人心。
七巧過的是備受壓抑，一點希望也沒有的人生。焦媛把這角色演活了，很有立體感。舞台上的她，言行舉止，已極有節制，她的演繹十分出色。舞台上倘若由這角色主導，其他角色作為陪襯，對白少些，效果可會更好。現在的問題是，這麼的一個極其統傳的悲劇故事，卻有著不新不舊的處理方法，是定位出了點問題，是人物焦點出了點問題，以至舞台劇《金鎖記》屬「好看」，卻未能牽動人心之作。
舞台有舞台的語言，出色的電影導演不一定會是出色的舞台導演，小說家也不一定可以把小說改編成出色的舞台劇，出色的舞台演員，祇能在局限中發揮她的看家本領，在有限空間，展示這樣的一位不幸女性，備受壓抑的一生。套用張愛玲的講法：「就事論事」，「也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