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孫東東指上訪者有精神病的言論，引起的民憤越鬧越大。接連幾天有數百民眾在北大門前聚集抗議，要求與孫及北大校長見面，並要他們就孫的言論作解釋。大批公安驅散示威民眾，帶走部份人士。基於北京每年有數百萬來自各地的上訪者，而全國各省市每年上訪民眾估計達二千萬。因此，訪民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含寃積怨的群體，一旦聚眾抗爭，將釀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事件讓人感慨的是，北京大學，這個上世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蔡元培、魯迅、胡適、傅斯年、羅家倫、李大釗、陳獨秀等重量級知識分子都曾在此為自由民主發聲，如今竟墮落到成為一個維護掌權者的保守營壘，成為民眾抗議的對象。回想五四運動時，校長蔡元培力保遊行學生，自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挺身為民主向掌權的北洋政府扛起所有責任；而今天，北大校長在示威民眾面前，竟躲在軍警保護背後，做縮頭烏龜。專權政治對知識人的腐蝕，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孫東東不是普通教授，他身兼國家衞生部專家委員、司法精神病學專家。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訪問時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只要政府批准，精神病院收強制醫療的病人，這是沒有問題的」，又說，「我們把他（們）關起來治療，就是保障他（們）的人權」。
作為衞生部專家委員，衞生部以他的建議為據，99%以上的上訪者，都可以用精神病為藉口，把他們關進精神病院。孫的這種說法，又豈能不引起訪民強烈反彈呢？
中國數以千萬計的上訪民眾，已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之一。為甚麼上訪的規模如此之大，人數如此之多，根本原因是有寃情的民眾得不到司法保護，又沒有獨立輿論為他們發聲。二千萬的上訪大軍是體制腐敗造成的，體制腐敗表現在沒有三權分立的憲政架構，司法受到非司法的政治權力壟斷者掣肘，人大之類的所謂的「人民代表」只是掌權者的應聲蟲，官方操控的媒體更不會為含寃的民眾說話。總的根源就是一黨專政。因此，每年千千萬萬的各地寃民到省市信訪部以至到北京「告狀」，就成為中國歷朝歷代所沒有的曠世奇觀。
老上訪們是否有理，還是精神有毛病？2003年，國家信訪局局長周占順在接受《半月談》訪問時，公開承認上訪者「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和問題應予解決」。既然上訪者有道理，他們的問題應予解決，為甚麼又不解決呢？原因是國家信訪局的權力有限，只能把問題轉交各地處理，而各地諸侯的權力層官官相衞、官商相衞，就使上訪者的問題鮮有獲得解決。因此，上訪者到北京告御狀，各地掌權者派人截訪、毆打，上訪者若掙扎到得以面見信訪局人員，問題會由信訪局交回各地，也仍然沒有解決。腐敗體制就是這樣進行着惡性循環。
孫東東向當局獻毒計，除激怒訪民、引起騷動外，也進一步暴露了在專權政治下，知識人依附權力已到了何等無恥的田地。他們為了向掌權者諂媚，竟說出連當權官員都說不出的混賬話。這些諂媚過度的專家學者，對政權來說，其實是引發騷動破壞和諧敗事有餘。去年震災時《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余秋雨，歡呼死難災民「縱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就都是這一類人。香港這類人也多的是。出現這些人，應是絕對權力之下的自然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