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整理了學運領袖的現況，二十年前的進步青年，走過一場命運風暴之後，二十年後已步入中年，細看資料，發現許多人移居歐美，後來都從事投資業，有些人繞了一個圈，回去北京，做起生意來。當年吾爾開希面對中南海領導，說到學生坐在廣場硬地上頂着烈日流着汗。如今這些人都坐進了舒服的冷氣間，盯着銀碼數字的上落。
沒有甚麼問題的。沒有人有權指示他們該怎樣，該繼續擔驚受怕流血流汗，他們有權利追求自己的自由與幸福。平等，自由，民主。這不是那個五六月綻放的花朵嗎？憑甚麼這些倖存者就要永遠流亡永遠被棄絕於舒適物質生活以外。堅持與放棄，是天秤上的兩方，各有重量。
於是當人們在紀念卧軌自殺的詩人海子，總不免傷感他那首像烏托邦那樣美好而幸福的名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在他逝後二十年竟成了房地產廣告。傷感的人，感到這是褻瀆了詩人高貴的純真情操，教他死不閉目。
可是，怎麼不可以倒過來想，當詩歌如此滲透進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又怎麼能避開商業活動），是否亦是一種祝禱？建房買房供房不是罪惡，雖然房貸利息很高房子質素不一定好，但這些亦是人間的正常慾求：一份安穩的工作（確保可以繼續供款），一所穩妥的房子（一個舒適溫馨的家）。使詩人受傷的，不是純粹的物質，而是叫物質太沉重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