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探告密是專制極權制度的產物，統治者用告密監控異端、剪除異己，以鞏固政權，維持統治。特別是內地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中共煽動鼓勵下，社會人倫喪盡，告密成風，朋友和情侶互相出賣，夫妻反目、母子成仇、師生武鬥、人人自危，堪稱是華夏文明的空前浩劫。
文革時期人人自危
其時，中共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身為中學紅衞兵頭頭，不僅告發父親，與父母反目，還與其他紅衞兵對校長拳腳相向，毛澤東後來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衞兵時，宋登城樓向毛致禮，毛甚至笑稱她的名字「太文質彬彬」，要她改為「要武」，宋欣然接納，將名字改成宋要武。此為文革經典事件之一。
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情報頭子的康生，與毛澤東夫人江青同鄉，且交情幾十年，兩人在中共建政前後，曾一起聯手整倒無數黨政高官對手，但想不到康生在臨終前，留下密信轉告毛澤東，指「江青在歷史上是個叛徒」，聞者不寒而慄，更是中共體制下「告密文化」的典型事件。
文革雖過去，但告密傳統未絕。前不久，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楊師群，因在課堂上批評時政，被學生私下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楊教授被當局約談警告，事件轟動一時，引起內地輿論對「告密文化」的大鞭撻。但體制不變，醜惡仍然，人們只有面對陋習，喟然長嘆。
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