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留情 澳門自由撰稿人
無論是「五四」運動還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兩者都有愛國、民主、科學、人權和自由等共同的訴求。一個時隔九十年，一個時隔二十年，我們的社會是否有反思，假設澳門在有知識分子的前提下，兩者到底給澳門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多少影響？
然而，說起知識分子，我們不能不提薩伊德（Edwardsaid，一九三五至二○○三）的《知識分子論》。
誰敢譴責不公平
在《知識分子論》中，薩伊德的「知識分子」定義受到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葛蘭西（AntonioGramsci），一個是班達（J.Benda）。葛蘭西從現代社會化分工的普遍性出發，指出：「一切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一切的人都在社會中執行知識分子的職能。」從而得知，葛蘭西的標準十分寬泛，在他看來只要條件具備人人都是知識分子。例如他認為「政黨的全體黨員應當看作知識分子」。然而，班達的定義則相反，也比較符合對知識分子的訴求，他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眾、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班達認為這些知識分子人數不多，也無法以例行的方式培養出來。在班達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下，他們的形象是大公無私的，大義凜然，正義的，是能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的人，尤其是「處於幾乎永遠反對現狀的狀態」，同時，「叱責腐敗、保衞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才是他們的本色。」
試問在強行塑造和諧社會的澳門，能舉出一個具有班達所定義的知識分子嗎？試問誰能代表弱勢群體以及向權勢者說真話的批判性？又有誰敢於向社會惡勢力和文化霸權進行批評，對社會上一切形式的專制和不公正予以嚴厲的譴責呢？
事實上，澳門社會被權威而且強有力的網路──媒體、社團、高等院校──擠壓、排除了任何改變的機會。因此，那怕個人有多少信念都會在這種情況下感到無力感。
應關注社會內患
薩伊德在與《知識分子論》的譯者單德興的談話中指出「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威進行質疑而不是顧問的人。這句話有力的證明一個觀點：專家學者、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都不是知識分子，讀書人也不是知識分子，因為成為知識分子必須要有以大眾為訴求對象，特立獨行，代表弱勢力量向權勢說真話的先決條件。所以，那些自恃是甚麼政府部門的顧問，甚麼委員會的委員的大學教師，應該感到恥辱！
「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無論從「五四」還是「六四」，我們真誠的希望特區政府吸取歷史的教訓，要多關注社會的內患，不要等到時局無法控制的時候，才來複述克羅齊說的：「死亡的歷史會復活，過去的歷史會變成現在，這都是由於生命的發展要求它們的緣故」，那就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