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 文化時事評論員
《人民日報》二月九日同一天刊出兩篇署名文章：「我國決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和「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政黨制度」，顯然具有針對性。去年秋天，大陸出現了《○八憲章》的聲明，在知識分子中傳閱聯署，但很快受到當局的壓制，發起人劉曉波被逮捕。《○八憲章》是要仿照當年東歐知識分子的《七七憲章》，成為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催化劑。對中共來說，這可能是威脅到政權存續的星星之火。然而，為專制辯護而詆毀西方多黨制的文章，卻顯示出思想的貧困。
就現實制度來說，制度比較，是不能拿Ａ制度的理想同Ｂ制度的現實，或Ｂ制度的理想同Ａ制度的現實相比較的，因為西方多黨制和共產黨的專制都是行之已久的「歷史存在」與「現實存在」。以往只有Ａ制度存在的革命時期，鼓吹Ｂ制度的革命家可以把Ｂ制度的一套理想美景吹得天花亂墜。就如革命時期的共產黨那樣，甚麼「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人有「免於飢餓，免於貧困，免於恐懼」的自由，可是一旦執政之後，又是另一回事。蘇共建政之初，嚮往社會主義的美國人，給蘇共安排去參觀，歸來後向美國媒體宣佈：「我已見到了未來，那是行得通的。」可是誰想得到，後來德國納粹軍隊入侵蘇聯時，集體農場的農民敲鑼打鼓迎接他們的「解放者」。可見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是多麼大。
現在，西方多黨制與共產黨專制都已行之有年，有大量的歷史紀錄和現實成果可資比較。在現實上，無論是人身安全的保障，或言論結社的自由，或免於飢餓、免於恐懼的權利來說，那一種制度比較優越呢？別的不說，發起《○八憲章》的劉曉波犯了甚麼罪？他被秘密逮捕，至今下落不明，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優越之處嗎？
若要追究歷史，過去那種運動一來，千萬人頭落地的情況，那種在黨領導人一聲號令下搞大躍進，弄得大饑荒的政策，以及黨內路線鬥爭釀成文革浩劫，異議知識分子被割喉噤聲的慘劇，在任何一個西方多黨制國家，都是難以想像的。
在多黨制國家，執政黨的政策受到監督制衡，才不會出亂子，才不會需要一個獨一無二的執政黨，像祥林嫂一樣，反覆強調自己的一貫光榮正確。其實，所謂西方多黨制，也是太籠統的說法。「西方」制度也有不同模式，歐洲的議會內閣制比美國的總統制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北歐國家法律限制政黨競選的經費，更能體現公平競爭。美國的選舉的確有財團金錢干預的弊病，但奧巴馬的競選經費主要卻是靠互聯網一人二十美元那樣募得的。他的勝出也說明沒有甚麼是一成不變的。
中共近年學習了結合政府干預與市場經濟的東亞發展模式。可是實行東亞模式的亞洲四小龍，在中產階級壯大，政治參與意識成長後，都走上了多黨民主之路。這個事實也許令中共領導人擔心。但複誦「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黨派協商合作」，就能達到為專制辯護的目的嗎？
人盡皆知，民主黨派從來只是有份鼓掌喝采，無緣「協商合作」的花瓶擺設。現在還來重複這個「協商合作」的神話，未免是對老百姓智力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