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寒 自由撰稿人
二○○八年是中國新聞史的大年，以前難以見諸媒體的新聞被大量深入報道，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九年初，清華大學傳播系教授尹鴻說，○八年中國媒體環境有了顯著的變化，應該繼續前行，不要後退；但願這一年是里程碑，而不是功德碑。
才一個月後，尹教授的這番期望便落空了──中國媒體環境驟然後退，○八沒能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里程碑。
官方視記者為眼中釘
二月六日，國務院港澳辦逆流而上，出台了所謂《香港澳門記者在內地採訪辦法》，規定港澳記者前往內地採訪前，須先向中聯辦申領採訪證，且事先「需徵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該法案削弱了十幾年來港澳記者一直擁有的赴內地採訪的自由和便利，實乃違背歷史潮流和社會現實之舉。令人擔憂這是新一輪的針對香港傳媒施行的新聞管制。
任誰都看得出來，這一「採訪辦法」對於香港媒體原先的採訪自由來講，是一個倒退。新辦法出台後，今後香港記者每次進入內地都要向中聯辦申請，明顯是要降低香港媒體採訪報道內地新聞事件時的速度和質量。賦予中聯辦審查香港媒體記者北上的批准大權，這對於講求「即時性」的新聞工作來說，無異於「封喉一刀」，將新聞自由及公眾的知情權扼殺在搖籃之中。
原因無他，封鎖和設置障礙的背後，隱匿着重重恐懼。記得在北京奧運舉辦前一年多，大陸為了改善國際形象作出「採訪自由」的承諾，給予海外及港澳記者相當空間的採訪權，一度被香港媒體稱為中國開放媒體的起點。於是近幾年內地許多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香港記者的身影。最顯著的是○八年汶川大地震時，大批香港媒體第一時間深入災區詳盡報道災情。可同時，敬業的香港媒體即時、透明的採訪，也為內地官方頭痛不已，譬如香港媒體死盯不放的豆腐渣工程即為一例。
香港媒體展示出的這種高水準專業表現，使得內地官方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於是「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龍應台語），終於在○九年農曆新年的這個春夜裏，向着香港媒體掄起新聞管制的板子。
○九年對於內地官方來說是一個政治敏感年，包括中共建政六十周年、達賴喇嘛流亡海外五十周年，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周年等等，加上○八年底以來的中國籠罩着經濟陰霾，讓內地官方表現出異常的敏感和格外的防範。年初對內地「低俗網站」的整治和今次對香港媒體的管控措施遂相繼出爐。
阻礙媒體尋報道真相
可是，除了政治因素以外，「執政為民」的政府怎可一點也不考慮民生？最近一階段，內地禽流感疫情死灰復燃，珠三角也不斷有染上禽流感的家禽屍體漂流至香港。對此，香港媒體正準備追查來源，新辦法無疑是阻礙記者媒體尋求報道真相的攔路石，一旦禽流感爆發，知情權被剝奪的港人的生命健康如何得到有效保障？
以研究極權主義著稱西方思想界的學者漢娜．阿倫特在她一九六八年出版的《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中指出，所謂的「黑暗時代」，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直到災難降臨到每件事和每個人頭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現實遮蔽，而是被幾乎所有的官方代表們的高調言辭和空話所遮蔽。
四十年後的世界已來到資訊空前發達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再也不願被遮蔽，不願生活在一個「黑暗時代」，而渴望衝出樊籬，站在陽光之下。無論時間是長還是短，民眾的心靈自由都是無法永遠禁錮的，因為歷史潮流使然。實施新聞管制的居廟堂者們，還是聽聽古羅馬哲人塞涅卡的名言吧：願意的人，由命運領着走；不願意的人，被命運拖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