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年前，桑曄寫過一本書，書名是三個年份，所以特別記得牢，《194919891999》，記得當時看到雪白的書皮只印着三組數字，心裏格登了一下。桑曄記的是五十個中國人的口述歷史，那麼真實的故事像天方夜譚小說，因為太赤裸裸聽說一直都未能在國內出版，只在香港印行，書肆好像早已找不到了。寫五十個人顯然是因為那年剛好五十年國慶，因此想到又過十年了，如何怎樣的再加上十個人呢？
書出版的那年，我們殺死了千年蟲昂然跨入新世紀，一九九九，風平浪靜，日後的歷史學家看來只會視作無關緊要的一年。不像今年，一開始歷史學家已說是值得用濃濃的筆墨大書特書的一個年頭了。
對於特別年頭的興趣莫過於以前在這裏讀陳之藩先生的文章──陳先生好起來了嗎？他對奇迹年的種種聯想常常讓我覺得世事實在太玄太妙，有些事情說起來是人為努力但誰說不是時勢使然冥冥中早有安排？今年值得大書特寫，當然各有側重，有人說的是下籤靈驗與否；有人說的是金融海嘯後整個國際秩序要重整，中國的經驗和「在想什麼」變得舉足輕重；有人說周年就是歷史迴環，是事先張揚危機。五四九十年，建國六十年，入西藏五十年，六四二十年。你甚至煞有介事說平反六四的方方面面早已安排就緒，目前任何過激的行動反會成為絆腳石。歷史從來都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
中國的故事固然玄妙但畢竟不好編成小說。不怪力亂神，力所能及應該說我們到底想怎麼樣，比如說現在你想說怎麼樣的中國故事，百年滄桑的中國？三十年還是六十年中國？
被封為新左派的或被視為自由派的，都在重寫各自的中國故事。寫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汪暉說中國「去政治化的政治」，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討我們對自身六十年代的自我否定，不應簡單地否定文革，要重新理解這一錯綜糾葛的局勢及其對後文革時代的影響。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創新的崔之元，引證愈來愈多的經驗，推廣企業和農村走向一種新的集體合作制。甘陽說得明明白白，新中國成立一個甲子了，新中國六十年是一個整體，不宜再人為地割裂前三十年（194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不用經濟改革成功來否定前三十年，也用不着用毛澤東時代來攻擊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六十年是一個整體的歷史，要有一種新的視野和整體性論述。
在這樣的重寫大氛圍中，自由派的老故事難免惹來譏諷，經濟學家茅于軾應英國《金融時報》寫的徵文稿〈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被當作箭靶。茅于軾說前後三十年當然你死我活，「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是空前災難。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產黨控制，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的手裏，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
新左派說的像新年願望，右派記的是深仇大恨，不管右派故事老掉牙還是新左派牛氣太粗，我在想，中國故事本來就多，你我的不一樣，你寫你的，我說我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