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三月間，內地開展「一打三反」運動（打什麼反什麼已忘記了）。有一個星期六，下午，我照常回深圳探望妻女。那時要到公安局報戶口，公安局人員指着我的回鄉介紹書說，你的籍貫是新會，要到新會去申報及註銷戶口。我儍住了，這是怎麼回事？哪有這樣的規定？回到家抱過女兒，等了好久，妻子回來就說，「我要搬到學校去住，接受審查。」她又說有一個香港客，因為用香港報紙包了些食品回家，被指為反革命宣傳，前兩天剛剛槍斃。整個社會籠罩在恐怖氣氛中，接着，學校派人來叫她立即搬去學校住。大女兒九歲，牽着媽媽的手，要跟她一起去。
第二天我在邊防極力說項，經過一兩個小時的等待，終於放我回香港。這以後整整三個多月，我不敢回去看妻女，也不敢給妻子寫信。我不知她的生死或被鬥爭的狀況。每天坐立不安。唯一的聯繫是我仍然每月匯錢給她，接到銀行的回條，知道她仍活着。
這是我們之間的最困難時刻。七月時，收到她一封信，問我為什麼不回去。這時，我知道她大概「過關」了。我再也顧不得要回原籍報戶口的困擾，在那個周末趕回去。見面時恍如隔世。分離三個多月，不算長，痛苦的是不知生死，不知安危，不知明天會怎樣。
這以後，也許可稱之為否極泰來，加在我們關係之上的政治壓力漸漸消退。過了幾年，她被調派來香港，一家團聚。這以後，我們過了三十五年一起生活的日子。
有一次，我問她：如果沒有這麼多壓力，你想我們會不會像許多夫妻一樣，反而不懂珍惜，甚至離婚收場呢？她堅決地說「不會」，而我則有點猶豫。是的，她對我更恩重情深。（「悼亡與懷想」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