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讀者們是否願意聽我的故事。連着幾天，我是為自己而寫，也是想為她少為人知的一生留點痕迹。而且，我暫時也寫不出別的文章。
自一九五四年回內地升學，到一九七四年回港。這二十年麗儀來過多次香港，她完全有機會留在香港與我一起生活。但基於愛國觀念，覺得自己是中共培養的大學生，應為祖國効力，因此她每次回港都依依不捨地回到內地繼續教育工作。直到一九七四年，因我辦的《七十年代》的左派傾向，與她的革命家庭出身，才以「調職幹部」的身份來香港，並被安排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副主任。轉行，對她來說是另一職業的重新開始。七四年香港左派機構也氾濫着極左思潮，而她本着對內地政治的了解與生活體驗，一直與極左路線有牴觸。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我在《七十年代》以「齊辛」筆名寫了許多對中國局勢分析的大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麗儀起初稿而我重寫的。「齊辛」取「齊心」與「齊齊辛苦」之意。那些文章很受注目，我也因此有了些論政的名聲。一九八三年，日本亞細亞研究所經與我聯繫後，邀請麗儀到日本任客座研究員三個月，其後她又在三菱總合研究所的刊物上以秦原道的筆名撰寫中國市場的專欄。
一九七六年《七十年代》轉營天地圖書，麗儀奔走集資及協助創設。一九八一年《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離開天地獨立經營，麗儀也離開商務印書館，協助我重建這獨立輿論陣地。
回顧我這一生，我的所有事業，包括開始時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寫作能力，都有麗儀的參與、支持與直接幫助。沒有麗儀就沒有李怡。我們的關係真是不比尋常。她的離去無法不使我有錐心之痛。（悼亡與懷想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