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成長的新一代，習慣了內地崇外、慕外的心理，是無法了解中共建政之後的前三十年，對「海外關係」的「原罪」意識的。麗儀雖從香港回去，因出身於革命家庭，所以本沒有這種「原罪」。她的海外關係的「原罪」因我而來。她自願揹起這「原罪」，在那種社會氣氛下，她也自知不會有「政治前途」。但她剛強不屈，堅持所愛，師範學院畢業後就鑽研教學，努力做好本份工作。女兒出生後，有十多年我們仍分隔兩地，我只是隔一周或兩周的周末回家。她獨自照顧女兒，儼如單親家庭。
她對學生極為愛護，帶他們下鄉勞動，為他們蓋被、擋風、縫補衣服，猶如母親。文革時她被批判為「對學生進行反動母愛教育」，有人不理解這句話，不知是褒義還是貶義。母愛，正常社會下當然是褒義。但若放在文革極左思潮的是非顛倒時期，就不僅是貶義而且是罪名了。因為那時只有階級愛、革命友愛、同志愛，其他人性中所有的「愛」包括「母愛」都被認為是反動的。因為講人性就是反動的。
她已離開教育工作三十四年了，但在靈堂上，仍有不止一個受過她「反動母愛教育」的學生泣不成聲。
文革她被隔離審查時，另一個罪名是嫁給一個在香港做特務的老公。在極左思潮時代，所有香港人，除了地下黨員，都是特務，連當小販的回內地都有被槍斃的。她決不承認她老公是特務。審查她的專案小組對她說，黨掌握了充份證據，你是相信黨還是相信老公。她無詞以對。但後來說她本人也是配合老公的英美特務，她就不再相信黨了。因為她對自己是很清楚的。對共產黨、對共產主義的理想破滅就從這裏開始。審查結束，她被「解放」，她對我說，她不想再留在內地了。（悼亡與懷想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