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儒 自由撰稿人
從八十年代到香港回歸前，全港逾九成的中學皆以英語授課，當時的教育署（教育局前身）沒有去斟酌所謂的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使用英語課本，但實際上以母語授課）。回歸後翌年，不知何故，忽然一刀切，除了特定的一百一十四所中學，規定全港其他中學皆以母語授課。十年以後的今天，教育局又忽然公佈中學教學語言新方案，建議二○一○年取消英中、中中的分流政策。香港市民早已習慣了特區政府這種搖擺不定的一貫作風，可是習慣不等如認同，結果苦了一群莘莘學子、家長和老師。
推英語運動虎頭蛇尾
教育局於未來五年，斥資逾十億元提升中小學英文師資，並設立一千四百萬獎學金鼓勵大學生修讀英語教育課程，畢業後投身小學教育，但此舉是否就能提升全港的英語水平？數年前全港還討論大學生英語水平下降，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就此在二○○二年起全數資助應屆大學畢業生參加免費報考一次國際英語測試系統（IELTS），並將其定位為一額外的學術資格。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大學生平均取得六點五分左右，即界乎有能力用者和上佳用者之間，但根據雅思考試指引上佳使用者也只代表考生是一個能夠使用英語接受高等教育的流利使用者。那為甚麼修讀了英語教育課程的大學生就有足夠的資格去教授英語呢？先不談教授英語或以英語授課的能力，就連香港有多少大學生能（去除廣東口音）正確讀出A-Z也成疑。要不我們具有碩士學歷的新任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先生又怎會鬧出Tryourbreast的笑話。假如小孩子的老師還是操港式英語，我們又怎能對孩子有任何期盼？又如果政府真的為我們未來主人翁着想，為甚麼二○○三年牛津大學出版社與香港教育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全資附屬機構）合辦的說好英語運動只屬一次性的活動？政府沒有再撥款資助同類型活動？
另外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亦呼籲家長不應只以英文班為選校條件，「你們不要以為（入中文班）很悲慘，我以往學英文也是半途出家，現時方案一定好得多。」從英國殖民時代到回歸，香港的定位一直沒有改變──教學語言政策卻改了又改，作為國際都會城市，世界的金融中心，即使大陸近年經濟開放，英語依然是與整個世界溝通的主要橋樑，也是我們的法定官方語言，作為家長當然希望有更好的英文基礎為大前提，或許會有人質疑以英語授課或會打擊小孩子的學習英語的興趣，用母語教學不是更加提高學習水平。又如孫局長所說當年他也是半途出家，為甚麼家長還要以英語授課為主要選校條件。但孫局長別忘記他成長的年代曾經流行過英美搖滾音樂，而當時又沒有雙語廣播，要趕上潮流就只能看原聲英語電影。在今日的香港要讓子女有更好的英語學習環境，家長選擇英中是無可厚非的。難道孫局長的子女也曾親身體驗過母語教學的好處？
學好英語助銜接大學
筆者在英國大學授課，有些大陸學生即使在IELTS獲得高分卻未能表達自己所想，因為他們一直都只花時間在文法上面，結果詞彙量少之又少，而英語教學正好加強了學生在不同方面使用英語的能力，這些好處絕不容忽視。而且用英語學習讓學生更容易銜接香港甚至是海外大學課程，因為對於一直以中文學習的學生來說即使如何熟悉的專有名詞，在大學時都變得非常艱深和陌生，又如何繼續學業，母語教學反成了中中生的大學夢前放置行人止步的路障？
其實，我們的母語跟英語本屬不同語系，所以為甚麼歐洲人十多歲才接觸英語，只要下點苦工還是可以練得一口流利英語，要從廣東話（中文）走向英語，我們的路比甚麼人都要長而艱辛。彈性班方案的提出也就是間接承認當年母語教學方案的失敗，但為甚麼孫局長還要呼籲家長不應只以英文班為選校條件，而不能坦坦白白承認教育局當年的錯誤。美國總統華盛頓小時候砍掉了櫻桃樹已經懂得認錯，為甚麼我們的高官不能？或許因為跟小時候的華盛頓相比香港一眾高官都長得太高太大了。